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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传统做官六廉优良文化本质浅探
六廉文化本质浅探



吕厚龙

内容提要周代,国家机器逐渐完备,廉政建设也逐步完善。建国之初,设官分治,在统帅全国的“天官”系统中,开始设置廉政监督官员——小宰。并明确了考核官员的廉政六计,亦称六廉。“六廉”以廉为本,考稽官吏,从人文的深层结构上明确定位了廉政思想、廉政制度、廉政行为和廉政文化建设。从文化的角度上诠释,“六廉”也代表着中华民族几千年优秀文化和文明传承的基本精神。

主题词廉政建设古代廉政研究六廉文明传承

自从有了国家的雏形,就有了国家管理人员——官吏。有了吏治的同时,也就有了“治吏”——奖励考绩、稽核德才、处罚犯罪、提升素质、培养官德等一系列监督、考察、奖惩行为、措施。今天,我们把这项工作称之为“廉政”建设。

中国古代的廉政建设虽然和现在我们的廉政建设有所不同,但其中有些东西是一脉相通的,对于今天的廉政建设有着很好的借鉴价值。

在中国古代文化里,“治吏”——以群体和谐发展为指向、以行政公正为表象、以个人道德提升为中心、以奖善惩恶为手段的廉政建设,一直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官吏的“廉政”问题,从很久的上古时代就已经被提到一个相当高的高度。据《尚书》记载,早在尧、舜时代,就已经有了国家高管阶层益针对国家机器管理人员的“戒哉,儆戒无虞,罔失法度;罔游于逸,罔淫于乐;任贤勿贰,去邪勿疑,疑谋勿成,百志惟熙;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罔咈百姓以从己之欲”[ 佚名《尚书·大禹谟》。北京燕山出版社《四书五经》669页,2006.11]的廉政建设建议和舜帝“三载考绩”[ 佚名《尚书·舜典》。北京燕山出版社《四书五经》667页,2006.11]的实际行动。至周代,国家机器逐渐完备,廉政建设也逐步完善。建国之初,设官分治,在统帅全国的“天官”系统中,开始设置廉政监督官员——小宰。并明确了考核官员的廉政六计,亦称六廉:

“以听官府之六计,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 佚名《周礼·天官》。岳麓出版社《周礼·仪礼·礼记》7页。2006.11]

“六廉”以廉为本,考稽官吏,从人文的深层结构上明确定位了廉政思想、廉政制度、廉政行为和廉政文化建设。从文化的角度上诠释,“六廉”也代表着中华民族几千年优秀文化和文明传承的基本精神。

现在我们试着对“六廉”的文化本质做一个粗浅的探讨。

一、廉善

廉善是对从政者个人素质、个人道德品质的严格要求。中国文化一直把个体的道德修养放在首位,寻求主动性适应的和谐。这是因为,中华先祖们很早就以高度的智慧悟出了一个真理:靠外界的制约规范个体行为是被动的,而靠内心的道德准则规范自己的行为是主动的。从人性的角度上来说,内在的正义力量要比外在的制约更有力量。所以中华民族历史上的著名人物,无一不是世人之楷模。执政者当如何行为?孔子对此曾有过精辟回答: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孔丘《论语·颜渊第十二》。北京燕山出版社《四书五经·上》201页,2007.3]

己不正,难以正人,所以作为一个官吏,首先要加强自己的道德修养。而道德修养最关键、最核心的,是“善”。所谓“善”,是天道之大美、人道之终极。人之善,也就是宇宙万物尽善尽美的善性表现方式之一。“顺理起心者谓之善,违理起心者谓之恶。” [释迦牟尼《菩萨缨络本业经》。线装书局《永乐北藏》第七十七册81页。2000.3]隋初人文名师、著名高僧净影寺慧远大师在其《大乘章义》中将“善道”阐释为一个博大的“善”系,即:1、顺益为善,违损为恶;2、顺理为善,违理为恶;3、体顺为善,体违为恶。[参见隋慧远《大乘义章》卷十二。广东省佛教协会《中华佛教宝典·大正藏》论疏部。2004.3]说到底,善即是顺应宇宙自然之道,构建公平,促进和谐的行为。顺益、顺理、体顺,是每一个个体的人都必须具备的人文素质,尤其是权力阶层。试想,如果一个掌握权力的人心怀不善,欺上压下,拉帮结派,谋取私利,鱼肉百姓,后果将会如何?连人都做不好,何谈廉政?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重视伦理道德、伦理建设最悠久也最完善的民族。“中国文化价值系统的特点是强调真、善、美统一,而以善为核心。”[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279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5]中国文化对于道德的表述虽然复杂,但都是建立在“善”的基础之上。可以说,中华文明“善”的价值取向,正是形成中华民族道德、人格、境界的精髓、灵魂和土壤。六廉把“廉善”列为首位,是对“人道”的极大尊重,也是廉政建设在整个中华文化系统中地位崇高的标志。廉善,是中华民族包容万物的气度、爱护自然的胸怀、尊重法则的智慧,是中华民族贡献给人类的宝贵遗产。

二、廉能

能者,能力,才华之谓。我们现在常说干部要“德才兼备”,其中的‘才’便是“廉能”的文化延续。作为管理国家机器为万民谋福祉的官吏阶层,德与才缺一不可。官吏缺乏道德、私欲膨胀、尽失公平则民愤国亡;官吏昏聩无能、碌碌无为、倒行逆施则国弱民贫。廉能者,意即将才华奉献于社会、奉献于大众,兢兢业业、无私无惰者。上古时期,舜帝挑选管理国家的接班人,经过多方考察、检验,最后选中了禹。舜帝之所以选中了禹,除了他的美德以外,还有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贤能”——“降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贤。克勤于邦,克俭于家”[佚名《尚书·大禹谟》。北京燕山出版社《四书五经》671页。2006.11],“汝惟不怠”。[佚名《尚书·大禹谟》。北京燕山出版社《四书五经》670页。2006.11]大禹治水十几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千古流传,成为历代廉能行政之楷模,他“克勤于邦”、“汝惟不怠”的工作精神,在今天更是有着积极的意义。宋代名相司马光有感于历代政权的灭亡、朝代的兴衰,“专取关国家盛衰,系民生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百九十四。北京银冠电子出版有限公司《资治通鉴》电子版],成《资治通鉴》。他在书中备察诸朝,以史为鉴,给德与才定义说:“夫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并总结道:“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才德全尽之谓‘圣人’,才德兼亡之谓‘愚人’;德胜才之谓‘君子’,才胜德之谓‘小人’”[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北京银冠电子出版有限公司《资治通鉴》电子版]。德才兼备的人才选拔标准,为中国廉政文化建设形成了朝代更迭而制度愈趋完善、国君易位而官吏标准基本不易、朝廷治国策略不同而廉政文化本质却一脉相承的健康发展机制。才能,是为官从政的最基本素质,若才疏学浅,缺乏行政才能,“浅不足以测深,愚不足与谋知,坎井之蛙不可与语东海之乐”,[荀况《荀子》。巴蜀书社《荀子选译》163页。1991.10]这样的干部,再听话,再任劳任怨,又如何做到“廉能”?一个缺乏行政才能的干部,“夫德不称位,能不称官,赏不当功,罚不当罪”,其行政结果必然是“不祥莫大焉”。[荀况《荀子》。巴蜀书社《荀子选译》162页。1991.1]重德,重才,重视行政能力,是古代“六廉”考核体系中考察干部的一个重要标准,它从道德修养和守职尊位两个方面为廉政建设提供了人才鉴别基础,最大限度地遏制了官吏阶层平庸、腐败现象的产生。

三、廉敬

廉敬是一种深厚的人文精神体现。古人所说“敬”的含义,并不是后人断章取义、肆意歪曲所理解成的所谓“听命于皇帝”、“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压抑人性”等荒谬错觉。敬,一意为尊敬,一意为慎恭对待,含不敢怠慢之意。许慎《说文解字》释曰:“敬,肃也。肃部曰:肃者持事振敬也。……敬也。恭肃也。憜不敬也。”[许慎《说文解字》。中州古籍出版社《说文解字注》434页。2006.10]中国历史上贤明有为的政治家和有智慧深度的思想家,对“天道”——大自然的运行规律、“人道”——社会群体相处的守则和“心之道”即心性——人类个体素质的终极追求等,都保持着“敬”的态度。《尚书·尧典》记载,尧帝“敬授人时”[佚名《尚书·尧典》。北方文艺出版社《四书五经》第二册467页。2007.7],《尚书·皋陶谟》以“敬”表达出伟大的“民本”意识萌芽:“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达于上下,敬哉有土!”[佚名《尚书·皋陶谟》。北方文艺出版社《四书五经》第二册475页。2007.7]……由生起尊重之心进而遵守宇宙之法则,尊重自然之变易,廉政文化中的“廉敬”行为,与天道、人道、心性升华之道相适应,表达的是一个思想真理、哲学真理:中国文化强大的生命力源自于“和谐”——人与自然万物的相互适应,人与社会群体的相互适应,人与自我身心升华过程的相互适应。

四、廉正

廉正是对官吏们处理行政事务时所提出的要求——公正,也是廉政考核中非常重要的一项指标。政治是社会群体的公共物,它的根本要义是公正无私、无偏无党。许多时候,人们都喜欢把“廉政”直接解读为“清廉、公正”,可见公正法则在行政过程中是何等的重要。《尚书·洪范》曾用诗意的优美语言赞颂公正之道:

“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会其有极,归其有极。”[佚名《尚书·洪范》。北方文艺出版社《四书五经》第二册512页。2007.7]

公正的行政准则,不仅是作为官吏的考核要素,更是对各级权力者的必备素质要求。中华民族历史上有两个著名人物对公平行政的廉政行为提出过哲学命题。一个是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他提出:“所谓廉者,必生死命也,轻恬资财也。所谓直者,义必公正,心不偏党也。”[韩非《韩非子·解老》。中华书局《中国哲学史料简编·先秦部分》下册482页。1962.10]另一个是首次明确“廉政”概念的政治家、思想家晏婴。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廉政”概念的人,他的“廉政”命题和孔子的“政者,正也”学说有着共通之妙。有一次,他和齐景公专门讨论廉政问题,齐景公问他:“廉政而长久,其行何也?”他回答说:“其行水也,美哉水乎清清,其浊无不雩途,其清无不洒除,是以长久也。”[晏婴《晏子春秋·内篇问下》。中华书局《晏子春秋集释》上册248页。1982]水在中国文化里代表清洁纯净、去污涤浊、平正柔和等美好意蕴。地邪而水自正,器倾而水求平。如果一个权力者也像水那样力求平、正,能在行政过程中给所服务的范围内一个基本公正,就可以算得上一个及格官吏;如果能以公正为执政之要,不断提高自己的素养、人格、品德和分辨能力,向“其行水也,美哉水乎清清”靠近,那就可以算得上是一个优秀官吏了。

公正的砝码,虽然也有一小部分散落在社会舆论和民众监督中,但大部分都掌握在各级权力者手里,这是行政特性所决定的。《左传》中有句千古警世名言:“国家之败,由官邪也!”邪,即是行政权利者失去公正的行恶德和由此所致的恶果表现。无论法制如何健全,无论社会监督如何有效,对于人类群体最需要的公正来说,公正环境的营造,公正实施的与否,还是依靠执政掌权的少数人。故中国文化特别强调权力韩式1.5分彩投注技巧阶层的执政公正:“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平得于公。”[吕不韦《吕氏春秋·贵公》。巴蜀书社《吕氏春秋选译》15页。1991.10]一般来说,不公正虽然对人、对群体伤害很大,却大都不是犯罪,舆论几乎无法监督这种非大众化的不公正行为,造成了某些当权者对公正的漠视、轻视,对公正法则的歪曲、践踏。所以,作为廉政建设主要项目的的公正法则建设,最关键的还是要提高执政者的“公正”意识,提升他们的公心境界、个人素养。心不公则政事不可能正,偏党、偏信、偏见、偏私、偏听、偏好……皆可妨碍公正,每一个权力阶层的人物,无论职务高低,无论权力大小,都担负着处事公正、维护公正、滋养公正的重任,决策不可不慎。为官者需要随时提醒自己,要行政想公平,做事依公理,待人求公正,长养公德心,莫要因为受不公平伤害的人对权利者无可奈何就轻易以独断专行、私利私欲、浑噩偏信而破坏了公正法则。

五、廉法

《周书》中所言“法”字,其本意不完全等同于我们现在所习用的法制、法律、法规之法。中国文字史上,法字的出现初期,意指自然法则、天地法理以及效法天地等天人合一的大思维之法。如老子《道德经》所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李耳《道德经》第二十五章。巴蜀书社《老子注释》65页。1991.10],如《周易》中所说“崇效天,卑法地”[佚名《周易·系辞上》第六章。甘肃文化出版社《易经的真理》295页。2005.5],皆可作为例证。明确用于法治、法律,约在韩非前后了。

尊重自然法则,与天地万物和谐相处、共乐共生,与社会群体和谐相处、共谋发展,是中华文化的灵魂,也是人类生命追求的高境界。廉法者,即要求统治阶层深谙自然万物生命运动真理,适应自然法则,适应人类相处法则,应用适应性和谐之道,不断调整自己的行为,与自然、与群体和谐相处。适应性和谐法则,是不伤害自然环境、不违背自然规律、不破坏群体规范的法则。尧帝为政时注重“克明俊德,以亲九族”、“协和万邦”,并“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分命羲仲,宅嵎夷……”,[佚名《尚书·尧典》。北韩式1.5分彩投注技巧京燕山出版社《四书五经》657页。2006.11]其作为就是行政廉法——尊重自然法则和群体法则。

在中国古代,“法”与“礼”是一体的。 “法”是最高的自然法则,是自然不可变易的运行秩序和根本规律,“礼”即是人类在文化行为各个方面进行探索适应自然法则的具体体现,记述人们行为规则的《礼记》、《周礼》、《仪礼》、《吕氏春秋》等典籍,都是先民们在长期生活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是如何适应自然法则、如何运用法则达到人与自然、人与群体和谐相处的宝贵经验。春秋战国时期,天下战乱,尤显“礼”的重要。不少哲人贤者都将“礼”提到关系国家存亡的高度:“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左丘明《左传·隐公十一年》。北京燕山出版社《四书五经》1176页。2006.11] “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左丘明《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北方文艺出版社《四书五经》第四册984页。2007.7]著名的教育家孔子认为“不知礼,无以立”,[孔丘《论语·尧曰》北方文艺出版社《四书五经》第一册167页。2007.7] 坚持“克己复礼”为自己一生的大业,构建起了中华民族以“礼”为核心的完整的道德体系。后来的孟子以仁、义、礼、智作为道德基石,系统为“五伦十教”。法家代表人物管仲则将“礼、义、廉、耻”列为国之四维[管仲《管子·牧民》。巴蜀书社《管子选译》,1994年第1版,第3页]——四种维系人类、人伦、国家安全的道德规范。“礼”不仅仅是礼仪、礼节,它是区别人与其他动物的重要标志,“礼”中所代表的适应法则、和谐法则,是人类走向文明、走向健康生存、走向可持续发展的和谐进步乃至走向共产主义、大同世界、极乐世界的必由之路。

六、廉辨

辨,通“辩”,古文中首义为“治”——主要是指“治狱”。《说文解字》释曰:“辩,治者,理也,谓狱也”,[许慎《说文解字》。中州古籍出版社《说文解字注》742页。2006.10]《周礼·秋官·乡士》:“各掌其乡之民数而纠戒之,听其狱讼,察其辞,辨其狱讼”[佚名《周礼·秋官》。岳麓出版社《周礼·仪礼·礼记》94页。2006.11]。次意通“贬”。《周礼·秋官·士师》:“若邦凶荒,则以荒辩之法治之”。[佚名《周礼·秋官》。岳麓出版社《周礼·仪礼·礼记》94页。2006.11]三意为分辨、辨别。廉辨,是廉政监督官员的重要职务技能,也是每一个行政管理人员的必备行政技能。辨善恶,辨是非,辨真伪,辨曲直,辨人、辩事、辨言……廉辨能力的高低,充分显示了一个行政人员的素质高低。廉辨不仅需要敏锐的眼光、冷静的头脑和对事物的把握能力,更需要个人综合素质的提高和公正、廉洁的思想境界。“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墨翟《墨子·尚贤》上。中华书局《中国哲学史料简编·先秦部分》上册72页。1962.10]善于识别干部是廉政建设的大问题,权利人员在工作中善于“廉辨”,说到底也是关系到行政公平、执政公正的大问题。干部的廉辨能力,实际上是牵扯到国家兴衰的大事情。以年终百姓们无可选择的划勾一票为考核干部的依据,实在是一种悲哀。组织部门、干部管理部门、廉政监察部门如何有效辨人,是门需要继承传统、立足现实、着眼未来去踏踏实实研究的大学问。

结语

综合以上对“六廉”文化本质的粗浅探析,本文认为,作为中国廉政文化建设基石的“六廉”,至少给我们如下启示:

1、中国古代的廉政文化建设,其核心价值、终极追求是中华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大文化和谐观念,吏治是配合法治、人治、德治、心治以试图达到人与自然、人与群体、人与自心和谐、适应的重要手段,而治吏——廉政文化建设,同样也是实现这个人类文明进程中最伟大的理想与追求的重要组成部分。

2、古代廉政文化注重强化廉政制度思想的形成和廉政意识的道德化,当前的廉政建设也应当以道德文化和法制文化双管齐下为重点。廉政文化既是先进的行政文化,也是先进的道德普及文化,要让全社会都参与廉政文化建设,扩大廉政文化建设的群众基础,提高群众监督的权力、威力和能力。

3、干部选拔、使用中一定要强调德才并重原则,并根据新情况不断完善廉政制度建设,改革当前的干部考核走过场、瞎对付、凭领导印象定干部的现象,加强考核,完善监督机制,以防止腐败,激励勤政。

4、廉政文化的核心是公正、和谐。在当前的廉政建设中,首先要抓紧公平的构建,从舆论开放、制度建设、道德建设等方面入手,着力建设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消除民怨,构建和谐。

5、廉政是群体与个体的互动,不是一个人的随意行为。廉政监督要重点监督民主集中制的落实,防止个人权利尤其是单位一把手的权力过大、个人意识过强,因个人偏见或不正当好恶而破坏公正行政法则,让老百姓切实看到廉政的硕果——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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