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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徐贲:你见过这43种歪理和不会说理吗?
徐贲:你见过这43种歪理和不会说理吗

标签: 理性
● 徐贲 (进入专栏)


1、就是不说理:

说理的首要前提是愿意说理。有的人不说理,不只是因为不知道怎么说理,而且更是因为仗着有权、有钱、有压制别人的手段,根本就不愿意讲理。这种极端强梁、霸道、暴力的非理性,已经超出了话语讨论本身的范围。讲理的弄不过不讲理的,说正经道理的弄不过讲蛮理的,再怎么说理,也是白搭。如果这成为现实,社会也就会陷入一种普遍的非理性、无是非状态。

2、“事实”和“看法”不辨:

“事实”是公认的知识,而“看法”只是个人的看法。任何看法、想法都不具有自动的正确性,都需要证明其正确性。证明也就是说服别人,清楚地告诉别人,为什么你的想法是正确的,理由是什么。

“客观事实”与“个人看法”之间有两种辨认方式。第一,人们可以共同确认“事实”是否确切,例如,中国是一个亚洲大国,共产党是1921年成立的。而对“看法”则必须通过说理、讨论,共同确认。例如,中国是一个民主国家,共产党是英明的。第二,事实陈述使用那些比较可以共同认可词义的字词,如“园形”、“欧洲”、“木头”、“有毒物质”等等。而“看法”使用的则是有待个人理解的字词,如“美好”、“丑陋”、“棒”、“爽”、“折腾”、“胡闹”。归纳起来便是:客观的“事实陈述”说:“请你核实”;强梁的“看法陈述”则说:“我说对,就没错。”前者是谦虚的、协商的;而看后者则是傲慢的、独语的。

3、定义暧昧、武断和含义模糊:

说理所使用的词语应当有清楚的定义。在任何具体的,尤其是较复杂的说理中,主要概念(关键词)的定义不会就是《新华字典》一类工具书的定义,而是需要作“特别界定”(stipulation)。说清词义是说理的第一步。

一般来说,有5种字词定义方式 1)正面定义:以它是什么来定义(字典中一般是这种定义)。(2) 反面定义:以它不是什么来定义。(3)举例定义。(4)特别定义,即在具体说理话语、场合中的特定含义,有的还要说清楚主体和对象(例如,“折腾”,要说清楚“谁折腾”,“折腾谁”)。(5)综合定义:灵活使用上述4种方式。第4、第5种定义是最有用的。

说理的争论往往就发生在定义上,所以不能把自己的定义当作是当然正确、不容置疑、不容他见的真理。在群众社会中使用含糊不清的词语,这往往是一种蓄意误导的宣传手段。正如勒庞在《乌合之众》中所说,“词语的威力与它们所唤醒的形象有关,同时又独立于它们的真实含义。最不明确的词语,有时反而影响最大。例如像民主。社会主义、平等、自由等等,它们的含义极为模糊,即使一大堆专著也不足以确定它们的所指。然而这区区几个词语的确有着神奇的威力,它们似乎是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勒庞,2005: 83)。眼下高频率使用的“和谐”、“代表”、“发展”、“崛起”等等都是这一类词语。

4、“新说法”胡弄:

勒庞把说法翻新看成是宣传吸引群众兴趣的一个主要手段。他指出,“当群体因为政治动荡或信仰变化,对某些词语唤起的形象深感厌恶时,假如事物因为与传统结构紧密联系在一起而无法改变,那么一个真正的政治家的当务之急,就是在不伤害事物本身的同时赶紧变换说法,……就是用新的名称把大多数过去的制度重新包装一遍。用新名称代替那些能够让群众想起不利形象的名称,因为它们的新鲜能防止这种联想。‘地租’变成了‘土地税’,‘盐赋’变成了‘盐税’,……如此等等”(勒庞,2005:86)。

文革后出现了许多具有时代特征的新说法,如“改革开放”、“和谐社会”、“三个代表”等等。文革和文革前的“新说法”往往是恶狠狠的:“反右斗争”、“阶级斗争”。“斗争”是一种有争辩字词,人们对是不是非要“斗争”,看法肯定不同。文革后的宣传已经基本上放弃了这类“坏词”。此后创造的“新说法”有一个新的共同特点,那就是用一些根本不容争辩的“好词”。没有人会说不该“改革开放”、不该“和谐”、不该“代表”。问题是,这些“好词”中可以塞进与它们应有的意思相违背的东西。如果“和谐”用来消灭异己,和谐就会变成不和谐;如果“改革开放”用来辩护社会不公正,开放就会是为腐败打开大门;如果“代表”用来强奸民意,代表就变得不代表。

5、隐藏不可靠的假定:

在“看法”(结论)和“论证”(理由)之间会有一些隐而不见,但不可不核查的假定。例如,“某某政府真好,因为它成就了全世界最高的GDP。”在这个理由和结论之间其实有一个不可靠的假定,那就是:凡是能提高GDP的,不管用什么手段,不管造成多少社会不公和腐败,不管多么专制独裁,都是好政府。这个假定把衡量好政府的标准严重单一化了。《不高兴》作者之一说,中国GDP增长比美国高,所以中国比美国更有活力,就是从这个不可靠的假定出发的。

6、断言、重复和传染:

断言、重复和传染,勒庞早就把这三项确认定为是给群众洗脑,并彻底控制群众的宣传良方。

断言:“做出简洁有力的断言,不理睬任何推理和证据,是让某种观念进入群众头脑最可靠的办法之一。一个断言越是简单明了,证据和证明看上去越贫乏,它就越有威力。一切时代的宗教书和各种法典,总是诉诸简单的断言。号召人们起来捍卫某项政治事业的政客,利用广告手段推销产品的商人,全都深知断言的价值”(勒庞,2005:102)。

重复:“如果没有不断地重复断言——而且要尽可能措辞不变——它仍不会产生真正的影响。我相信拿破仑曾经说过,极为重要的修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重复。得到断言的事情,是通过不断重复才在头脑中生根,并且这种方式最终能够使人把它当做得到证实的真理接受下来”(勒庞, 2005:102)。

传染:“如果一个断言得到了有效的重复,在这种重复中再也不存在异议,……此时就会形成所谓的流行意见,强大的传染过程于此启动。各种观念、感情、情绪和信念,在群众中都具有病菌一样强大的传染力” (勒庞,2005:103)。

有断言、重复和传染,便有人云亦云、人信亦信的“真理”。例如:某党伟大、光荣、正确。“中国经济腾飞,国际地位提高。”“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这样的话,通过断言、重复和传染就变成了真理。

值得注意的是,“传染在作用于广大民众之后,也会扩散到社会的上层。”传染的威力是如此巨大,在它的作用下,甚至知识分子的思考意识“也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得到民众接受的每一种观念,最终总是会以其强大的力量在社会的最上层扎根,不管获胜意见的荒谬性是多么显而易见”(勒庞,2005:106)。就接受宣传而言,文盲和教授有时候并没有什么不同,例如,一位卖鹅蛋的老太太说:“美国人都要饭去了”(杨恒均,2009),而教授张旭东则说:“中国人今天所做的一切是在创造新的普遍价值”(张旭东,2009)。

7、套话:

僵化、程式化的宣传语言发展出一整套能适用于各种正式场合的套话,报道时事、攻击敌人、效忠领袖、热爱祖国、人民团结、表扬先进、检讨错误、开场白、祝贺词,甚至连死人的悼词也不例外。即使是在非正式场合,那一套语言依然阴魂不散。套话使人在不思想的状态下照样可以滔滔不绝。

套话是一种动嘴不动脑的说话方式:“并非所有的词语和套话都有唤起形象的力量,有些词语在一段时间里有这种力量,但在使用过程中也会失去它,不会再让头脑产生任何反应。这时它们就变成了空话,其主要作用是让使用者免去思考的义务。用我们年轻时学到的少量套话和常识把自己武装起来,我们便拥有了应付生活所需要的一切,再也不必对任何事情进行思考”(勒庞,2005: 83-84)。

8、感情用词,诉诸于情感:

凡是自己喜欢的,定用“好词”,正如顺口溜所说的:“会议没有不隆重的;闭幕没有不胜利的;讲话没有不重要的;鼓掌没有不热烈的;领导没有不重视的;看望没有不亲切的;接见没有不亲自的;进展没有不顺利的;完成没有不圆满的;成就没有不巨大的;工作没有不扎实的;效率没有不显著的;决议没有不通过的;人心没有不振奋的;班子没有不团结的;群众没有不满意的;领导没有不微笑的,问题没有不解决的……。”

凡是自己不喜欢的,必用“坏词”,还没说什么,用词先已经预先设定了贬意:“密谋”、“公然”、“妄图”、“一小撮”等等。无需分析、辩驳,便斥之为“一派胡言”、“猖狂攻击”、“大放厥词”。

9、人多势众、以“人民”的名义:

自己喜欢的就说“广大群众”支持;自己不喜欢的就说“一小撮坏人”反对。

“受到群众好评”、“被传为佳话”、“群众们都说,……”、“大伙份份表示:……”、“刘少奇要复辟,广大人民不答应!”、“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会……”、“‘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说出了人民心愿。”

国资委主任李荣融:“石油电信电力等行业中几乎没有垄断,它是国家的,它是人民的。所以,它所获得的盈利都是为人民谋利益的。”

10、诉诸于无知和非理性的害怕

这是一种以未知的可怕将来作为恫吓手段的宣传。它以人们目前还不知道或者根本无法证明一定会发生的未来结果,来论证自己现在的做法是正确的。例如,邓小平说:“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必然四分五裂,一事无成。”

其他类似的说法有,“我们要反对西方式民主,中国再也不能乱了”、“这些人要求民主不怀好心,中国不能再乱了”、“实践证明中国只有共产党的领导才能稳定发展,决不能搞多党轮流执政,否则中国将倒退若干年”、“阶级敌人复辟,劳动人民就会受二荐罪。”

11、诉诸于权威:

先树立绝对权威(永远正确的党和领袖),然后要求绝对服从。例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党要求我们做到……”、“在党的17大精神的鼓舞下……”

12、极度简单化:

对复杂和多种因素的事情进行单一、肤浅的解释,并将之打扮成“高度概括”和“本质总结”的模样。例如:“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大跃进”时代的共产主义宣传口号:“共产主义就是一切生活资料归大队”、“共产主义就是吃大锅饭”、“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一句顶一万句”。

文革时的“一句顶一万句”,现在有了新版本。新闻报道《王晨激情解读“不折腾”称表达了全国人民意志》称:国务院新闻办主任王晨“激情”解读“不折腾”三字的含义。王晨说,“这表达了全党、全国人民总结30年的改革开放巨大成就,最根本的就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这样一个道路,不是别的什么道路,就是这样一个理论体系,不是别的什么理论,我们中国在下一个30年、下一个50年就一定能够取得更大的成就,就一定能够发展得更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折腾’确实说出了全国人民的心声、全党的共同意志”(王晨,2008)。

13、笼统泛论:

这是一种一句话全部概括的“断言”。例如,“发展是硬道理”、“稳定压倒一切”、“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难道“人民”之外全是“反革命分子”?

14、循环论证:

这是一种原地打转、永远正确的自说自话“论证”方式。例如,坚持某某党的领导,就必须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坚持某某党的领导!必须坚持具有中国特色的某制度,因为它具有中国特色。

15、不当的或谬误的类比:

任何类比,即使在结论正确的时候,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个“说明”,不能用作结论的“论证”。许多类比甚至根本就是谬误类比,例如,《不高兴》中说:“俄罗斯就是老黄瓜没刷绿漆,美国人是老黄瓜刷了绿漆,其实在本质上都是老黄瓜,半斤八两。”这是一个谬误类比,因为国家和黄瓜没有必然的类别关系。2010年3月7日,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在“两会”记者会上,被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问及:美方认为,美中关系中的核心问题包括人权。请问人权是中方的核心利益吗?杨洁篪则以“画”来类比“人权”,他说,谈人权,要抛开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和思维定式,“我既喜欢油画,也喜欢中国的水墨画,但是如果有人用油画的标准来欣赏中国的水墨画,那恐怕就要出错。”这是一个谬误类比的宣传,因为人权与艺术画本来就不是同类的东西,是杨洁篪为逃避人权问题,而被牵强附会地硬扯到一起来的。

16、偶然和逆偶然:

只是一种偶尔的巧合,却把它当之一种必然。成则为王、败则为寇,“共产党取得了政权,所以一定代表历史发展方向,所以一定一贯正确。”

17、虚假两分对立,非此即彼,非黑即白:

只考虑极端,而故意隐去所有中间的可能,不是我的朋友,就是我的敌人。例如,“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又例如,“用中华武德压倒军队国家化”。“中华武德”和“军队国家化”为什么非要互相“压倒”不可?为什么不能两者并存?完全是专门为了抵制“军队国家化”,才杜撰出这么一个子乌虚有,与之对抗的“中华武德”来。

18、叫你两头不讨好:

这是一种常用来攻击对手的宣传手段,目的是将对手于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例如,英美有同样的外交政策,就说英国是“随从”;如果两国意见不一,就说:看!连美国最亲密的盟友都不与之为伍了。要么斥之为狼狈为奸,要么嘲笑是众叛亲离。如果美国介入中东,就说是霸权的表现;如果不介入中东了,就是不负大国责任。

美国历史上民主选举权不包括妇女、黑人,就说是假民主(当然对别国没有参考价值);如今有了全面普选,仍然不是真民主,而只是“美国式民主”,仍然对别国没有参考价值。

19、我错你也错:

不讲是非、对错,而是用挑别人的错,或者找看上去类似的事情,来堵别人的嘴。例如:2008年,美国发布了针对多国的《2007年国别人权报告》后,中国国务院新闻办立即发布了一份专门针对美国的《2007年美国的人权纪录》。2010年又如法炮制《2009年美国的人权纪录》。这是一种变相的贼喊捉贼:我肮脏,你也不干净,我说你不干净,看你还敢不敢说我脏。

又例如,设置网络防火墙,明明是限制信息的自由传播,限制公民得到政治和其他信息的自由权利,却偏偏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是不对网络进行“管理”的,意思是说,“管理”就得限制自由,你既然也在限制自由,为什么我就偏偏不能这么做?这是一种故意混淆关键概念(“管理”和“压制”)的宣传手法。

20、绝对的“最”和最强语势:

文革中盛行“最最”句式,例如,“毛主席最亲”,“最高指示”。报纸如果不用“形势一片大好,”“到处莺歌燕舞”这样用最高级形容词来形容某个地区,这个地区一定出了麻烦。

文革后这种““最最”句式”延绵不绝,例如,“中国银行业处于历史上最好时期”(李稻葵)、“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藏文信息化水平近年来不断提高,古老的藏族文化在信息化时代焕发了青春,得到了更好的传承和发展”(颜圆圆,2008)。“事实表明,现在是藏民族文化发展的最好时期。”可曾有过“不太好”的时期?

《中国不高兴》说:“近30年来,我们处于一个长期被遮掩的真相中。中国人以最大的热情欲图拥抱西方,以最亲善的姿态告诉西方:我们在向你们靠拢。”“最大”和“最亲善”是和什么比较出来的呢?

21、滑坡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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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个看上去是事实的断语,一路不加中介论证地随意引申。例如,全国人大代表、社科院学部委员、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说:“人民代表大会民主优越性第三个体现是民主政治效率比较高。西方利益集团之间非常矛盾,要消耗大量的精力,选举成了金钱政治,效率不高;我们没有利益集团,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

他的结论来自一系列滑坡推论:美国有利益集团,所以就有民主竞选,竞选要花钱,花钱不如不花钱,民主得花钱,所以民主选举是瞎折腾,花钱的民主不如不花钱的不民主。再得问了:“西方利益集团”,哪个西方国家?哪个利益集团?工人、农夫算不算利益集团?不民主政治就真的不花钱?

相似的论调:美国危机深重,奥巴马救不了美国,奥巴马是民选产生的,所以民主选举是瞎折腾。

22、因人废言:

先把对方说得十分不堪,再明言或暗示,什么样的人说什么样的话。例如,

“有少数外国人对中国事务说三道四。有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我们的事情指手画脚。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去折腾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有人赞美道,“说得好,有骨气!!!”

可是,“自己吃饱”和“批评别人”之间并没有必然的逻辑因果关系。原话的谬误推理是:吃饱了没事干的人,都是无事生非的蠢人,这样的蠢人,他的批评意见那里会有什么道理可言?蠢人的话,不值得理会。

类似的例子有,北大教授孙东东说:“对那些老上访专业户,我负责任地说,不说100%,至少99%以上精神有问题,都是偏执型精神障碍。”“偏执型精神障碍属于需要强制的一类。因为他扰乱社会秩序……”“你们可以去调查那些很偏执地上访的人。他反映的问题实际上都解决了,甚至根本就没有问题助赢韩式1.5分彩。但是他就没完没了地闹,你怎么和他解释都不成。”孙东东的推理是,既然是精神病人,他们的话,当然不能当真,不值得理会,不仅不值得理会,还要强制关押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