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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丁东:吴祖光、李慎之五周年祭

今年4月9日,是吴祖光先生逝世五周年,4月22日,是李慎之先生逝世五周年。现将五年前的文章贴出,纪念两位先贤。

历史将为2003年4月的中国,作两次悲痛的定格。

9日,86岁的吴祖光先生去世,一颗中国的良心永远停止了跳动。

22日,80岁的李慎之先生去世,一个中国的大脑永远停止了思考。

吴祖光先生的角色是社会公认的:他是一个杰出的剧作家、诗人,他又是一因敢于杖义直言而屡遭磨难的知识分子。全国政协,几千名委员,有些真话,只有他一个人公开说出。

李慎之先生的角色却难以给出一个社会公认的结论:说他是著名学者,但他生前没有教授、研究员之类的职称,到死尚未出版一本个人的文集或专著;说他是一个高官,他不但在最受赏识的时候,谢绝过正部级的要职;而且在晚年辞去过中国社会科学副院长这样的闲职。

他曾笑着说,到国外开会,有人称他是中国“自由派的头子”。其实,自由派之所以是自由派,只是气味相投,并无组织,所以也没有什么头子。

和他同龄的何家栋先生,两年前曾有这样的论述: “人们以往习惯于从孙中山(或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这个‘政统’的角度解析20世纪的中国,这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增补由思想家们所构成的‘道统’。从某种意义上说,道统的重要性还在政统之上。如果在总结一个世纪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确定了21世纪中国继续现代化、与世界接轨、融入人类主流文明的大方向,就需要确认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上承前启后的新道统。在笔者看来,其主链应是梁启超——胡适——顾准。再延续下去就涉及到活着的人,尽管会有争议,窃以为李慎之还是众多具有候选资格的思想家中领先的一人。在90年代高高擎起自由主义大旗,从世界思想史的角度也许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在中国思想史上却具有石破天惊的意义。”(《我们来自何处,又去往哪里》)

梁启超――胡适――顾准――李慎之,20世纪中国思想道统的四个代表。李慎之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以自己的言行为当代思想史确立坐标的人。



李 慎之先生留下的文字并不多。在被打成右派以前,写过《人民日报》观察家文章,给周恩来起草过公告,还写过一些记叙外交活动的文字,但那不是表达个人独特的 思想。改正以后他再次参加中央文件起草班子,自然同样地是阐述官方的思想。他说起当时于光远、苏绍智他们力图使马克思的学说适合中国的改革,写文章兴致很 高,而他自己却没有这方面的兴趣。直到1990年代,他才找到感觉,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最初,他一年只写两三篇文章,后来他的文章多起来,但公开发表又发生了困难。据帮助他整理文稿的段跃说,最后经他定稿的文章还不足40万字。一个思想家,到古稀之年才开始属于自己的著述活动,这在中外思想史上是不多见的。然而,就是他生命最后十年的文章和言论,使他成为世纪之交中国思想界的泰山北斗。



李 慎之先生晚年的每一篇文章,几乎都引起了中国读者的强烈关注。因为他高瞻远瞩,思考的都是关系到中国前途和人类命运的重大课题。诸如现代化、全球化,全球 价值和亚洲价值,外交和内政,民主和宪政,法制和法治,封建和专制,人权和公民权利,科学和技术,启蒙和新启蒙,革命和改良,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陈寅恪 和顾准,胡适和鲁迅……许助赢韩式1.5分彩多问题经他提出,便成为中国知识界思考的焦点。例如从秦始皇到鸦片战争这两千年的历史,中国人已经习惯于接受毛泽东、郭沫若的说 法,称之为封建社会,与之相关的思想体系,称之为封建思想。但李先生对此提出了有力的质疑。从此,何为封建,人们便不能不能重新加以反思。

这 一段历史该不该叫封建社会,不是一个孤立的学术问题。背后其实是怎么看待由马克思提出,由斯大林完成,并在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中国被奉为金科玉律的社会发展 五阶段论问题。在毛泽东时代,社会发展五阶段论不仅是官方意识形态,而且是严酷的社会政策。如果一个人在农村拥有较多的土地,你就是封建地主,不管你的土 地是怎么来的,不管你在抗日战争中多么支持共产党、八路军,也不管你平时为乡村的教育事业、公益事业做过多少好事,到了土地改革的时候你必定是斗争对象, 甚至一命呜呼。就算你死了,你的后代还得继续背黑锅。如果一个人在城市办了一定规模的企业,你就是资本家,是资产阶级。如果你被列为民族资产阶级,日子可 能比地主好过一点,但经过一化三改造,你的企业必然被国家吃掉。到了文革中,你的日子也会很不好过。这种社会政策的背后,是中国生产力的巨大破坏,是数以 亿万计无辜者的血泪。据孙大午回忆,他在今年4月10日的晚上给已经住院的李先生打电话说:我最近有一个新的感悟:在皇权社会,社会的主要矛盾不是农民和 地主的矛盾,而是民众和官府的矛盾,豪强代表官府。历次农民起义并不是农民失去土地而起义,而是不堪政府的压迫。社会失去了正义,天道、地道、人道需要用 革命寻找。人类的历史好像不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是人类和谐相处、共同发展的历史。历史上的革命都给社会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李先生听后非常激动,说:“这个 观点我非常赞同。那些说法是大学问家发明的,从‘老祖宗’那里就错了!”孙大午说:“但是这个问题没人敢说出来。”先生慨然道:“我说,我敢说!你如果写 起来不方便,我来写,反正我是快入土的人了。等我出了院一定把它写出来!”

这可视为李韩式1.5分彩先生的遗言之一。

自然,他们有所不知的是,另一位已故思想家孙越生早在1989完成的《官僚主义的起源和元模式》一书里,已经系统地阐述了官民对立是贯穿整个人类文明的基 本矛盾的思想。可惜《孙越生文集》至今无法出版。而孙越生的思想又得自于他的老师王亚南的启发。王亚南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已经触及了秦汉之制的主要矛 盾就是官民对立。

李慎之先生的文章与纯粹学院出身的书生味道大不相同。我见到他给一位主张学术规范的年青朋友写的信 说,那种文章我写不来。他年青时代投身革命,既享受过革命的荣光,也品尝过革命的炼狱。大跃进失败以后,他已经猛省,回归自我,“削肉还母,剔骨还父。” 到九十年代,他更是大彻大悟。他的笔下,学理思考和人生阅历熔于一炉,别有一种思想的穿透力。在他生命的最后三年,文章在大陆已经越来越难以公开发表。一 些媒体因为发表他的署名文章遭到麻烦的事情时有耳闻。体谅媒体的难处,李先生同意采用李中、李虚中、虚中等过去的名字。然而,好文章不在于署什么名。有一 次,我遇到北京电影学院的郝建,他说起从《万象》杂志上读到一篇文章,十分精彩,不知作者虚中是哪里的高人。我说那就是李慎之先生,他才恍然大悟。

李 慎之先生的人格力量还在于,他一方面勇敢地解剖曾为之奋斗的体制,一方面勇敢地解剖自己的灵魂。记得去年秋天,他称赞南京中年学者邵建的《事出刘文典》是 一篇好文章,说清了一个大问题。后将李先生的意见转告邵建。邵建给李先生写了一封信,不久便收到李先生的回信。邵建读了这封信十分感动,原来信的主要内容 是对自己一生的痛彻反思!而李先生与邵建并不曾谋面。



第一次接触李慎之先生,是1995年 夏天在中国社科院举行的顾准学术讨论会上。会场里就能感受到他是当今思想界的领军人物。那天中午在国际饭店吃自助餐,我和李先生谈起不久前出版的《东方》 杂志第二期上正好发表了先生的文章一篇,我与谢泳合作的文章一篇,虽然以前不曾见面,但已经在杂志上相遇。李先生说:不客气地讲,那期杂志就是这两篇文章 比较像样。《东方》杂志当时在知识界颇得好评,好文章很多,但那一期因为是三月出版,所以编成了女性问题专号。只有李先生讨论全球价值的文章和我们那篇讨 论自由撰稿人的文章与性别问题无关。我猜李先生所言指的是这个意思。当时我向李先生要了电话,以便联系。他说 ,我的电话很好记,5006005,两头对称。

在那次顾准讨论会上,我和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钱竞谈起学术思想界有什么中心人物的问题。因为《顾准文集》是王元化先生作序,当时他还为张中晓的遗作《无梦楼随笔》作序,我说,感觉王元化好像是上海学术思想界的中心人物。钱竞说,北京不好说,但在中国社科院,就是李慎之了。

不久我去山西,和高增德先生说起此事。他说,“五四”时期有“南陈北李”,现在也可以说“南王北李”嘛。于是,我便起草了一篇千字短文,和高先生共同署名,交《中华读书报》编辑萧夏林发表了。

高 增德先生原来就与王元化先生保持通信联系。为此事王元化给高增德有信,不赞成“南王北李”的提法,理由是不宜着眼于立场。后来我见到李先生,李先生也和我 说,不要再提“南王北李”了。于是,我和高增德都放弃了这个说法,而改用“二李”(李锐、李慎之)或“三李一何”(李锐、李普、李慎之、何家栋)等说法来 概括值得尊敬的一些老人。然而“南王北李”的说法还是在知识界流传,要想收回,我和高增德就无能为力了。

近年关于两位先生之间有一些传闻。 去年九月,我到上海瑞金医院看望病中的王元化先生。他主动向我问起,“慎之身体好吧?”并让我代话向李先生问好,还说看了慎之关于鲁迅和胡适的文章,很赞 成他的观点。我和李先生走动并不多。但回北京不久还是出现了一次机会。当时有一个朋友有意为李先生在香港出版文集,想让我引见;我参加编辑的《王申酉文 集》刚刚出版,也想送给李先生一阅。于是我和那位朋友一起去了李先生潘家园的新居,就便转达了王元化先生的意思。李先生当时说:“那就好。”



90年代中期,我的妻子邢小群开始了一项对右派的系列采访计划。1996年,我们一起采访了李慎之先生,请他对自己的经历作了简要的回忆。后来邢小群整理出《李慎之叙往》一文,两年后得先生同意,在《今日名流》杂志发表。

1996年我参与了《华人文化世界》杂志的编辑工作。当时我策划了一个栏目,叫“知味观”,专发今人写的旧体诗词,一期推出一个人的作品。第一个选的是杨宪益先生的诗。第二个就想登李慎之先生的诗。当时我向李先生约稿,李先生给我寄来了他写于七十年代的二十几首诗。我从中选了他1971年到1976年 的自寿诗五首。已经发稿,却被主编撤了下来,甚至连这个栏目也取消了,我很遗憾。于是写了一篇短文《当代诗词的史料意义》,拿到《文汇读书周报》发表。我 认为,李先生在逆境中留下的这些诗作,和陈寅恪先生五六十年代的一些旧体诗一样,都是当时极少数知识分子坚持独立思考的文字见证,是极其宝贵的思想史资 料,不让社会了解实在可惜。

1997年夏,要出版《顾准日记》,我请李先生作序。当时他已经小中风,住在协和医院。但他说,出顾准的书,我还是要写的。半个月后,他支撑着病体,完成了《顾准日记》的序文。需要说明的是,当时手里顾准1959年在河南商城的日记是打印稿,比较清楚;1969年到1971在息县五七干校的日记是原件复印,很难辨认,出版者催得又急,于是我就和李先生商量,您就看这本清楚的写序吧。

《顾 准日记》出版了,林贤治发表文章,提出“两个顾准”的问题,批评顾准文革时期的日记有附合当时主流观点的话。李先生后悔写序时没有看全部书稿,但还是以自 己经历文革的体会写出长文,为顾准一辩。为此,我向顾准的忘年交徐方作了了解,她说,顾准的独立人格是一贯的,并讲了她在五七干校里亲眼所见的许多例证。 我请徐方写了一篇文章《两代人的良师益友 》,交《博览群书》发表,以事实证 明“两个顾准”之说不成立。然而顾准在息县的日记确有赞成文革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话。我想可从两方面理解。其一是文革初期顾准的确曾对这场运动抱有某种希 望。据孙冶方回忆,文革初期,他和一个被两次打成右派的老同志一起劳动,那人说,昨天看了大字报,看来这场运动不搞一下真是不行。这个老同志显然就是顾 准。文革初期,赞成这场运动的中国人不是少数,而是绝大多数,包括领导层。顾准在文革初期一度赞成,没有什么可指责的,而且他是着眼于解决政权的黑暗面。 后来他已经意识到这种方式行不通。其二就是李慎之先生说的五七干校,集体居住,没有个人隐私的空间,这就是写日记的环境。现在出版的《顾准自述》,里面也 有很多自唾其面的话。如果以为那就是顾准的真实思想,未免太简单化了。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是一个真正的思想家生存极其艰难的时代。对于思想家,我觉得应 当着重于他们在当时环境下提出了哪些社会进步所需要,而别人又提不出来的重要思想,而不是以金要足赤,人要完人的思维方式,抓住一些枝节大做文章。对顾准 是如此,对李慎之也是如此。有人尽可以不赞成李慎之的观点。但现在就摆出比他更深刻更彻底的架式,指责他的局限,那是很可笑的。



我在一些公共场合,还多次听到李先生的高论。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一个关于民营经济的小型座谈会上,他对20世纪人类作了一个回顾。大意是说,社会主义无非是争取平等,资本主义无非是保障自由。自由和平等都是人类基本的价值追求。但是,如果剥夺了自由,连追求平等的自由也没有了,所以自由先于平等。这样高度概括的思考,真是让人茅塞顿开。此等高论,恐怕在中国任何大学也听不到。

去 年我们几个朋友编了一套《大学人文读本》,其中选了李先生一篇文章《重新点燃启蒙的火炬》。书印出来后,要在北京开一个座谈会,李锐等先生都乐于参加。我 和出版社责编商量,是否也请慎之先生与会。他向领导汇报以后,领导有顾虑。我说,那就一起到李先生家送书吧。两天以后,王毅给出我来了一个电话,问起此书 哪里有卖?原来李先生收到书后,向他推荐,说这是目前国内最好的公民读本。后来我把这个看法告诉各位编委,大家都倍感鼓舞。李先生自己说过,如果有下一辈 子,他想做一个中学公民教员。他还想为中学生编一套十二册的中学公民课本,但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们编的书,如果能对李先生的心愿有所补偿,也算是一种告 慰。

和李先生最后一次见面是今年3月16日。那天李先生谈锋甚健,而且对于十几年前只有一面之交的人也能清楚地记得。当时他问我,那个反战声明有你的签名,是真还是假?我说是假的。他又问到北大一位教授,我说他的签名可能是真的。聊到中午,大家请李先生一起出去吃饭。先生说,还是要陪老伴在家吃饭。

谁能想到,这样一个思想活跃,心态达观的老人,竟在一个月后驾鹤西去!

然而我确信,他的文章仍然活着,他的思想仍然活着。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鲁迅去世,中国知识界和公众一起郑重地表达了失去思想家的悲痛;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胡适去世,台湾知识界和公众一起郑重地表达了失去思想家的悲痛;

今天,李公仙逝,我们又能如何表达失去思想家的悲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