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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中国乡村的游戏和玩具
中国乡村的游戏和玩具
文/张柠

  
严格地说,本文并不是一篇真正意义上的专门研究儿童游戏和玩具(游戏的组织和结构、玩具的材料和功能)的文章,它是我分析中国乡土文化和农民经验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透过对农村儿童行为(游戏)及其相关器物(玩具)的研究,我们可以从一个更独特的角度进一步认识乡土文化的特征。在乡村儿童行为与成年农民行为的对比中,在儿童游戏和玩具与乡土意象的对比中,在游戏所追求的自由精神和它对儿童肉体的训练和限制中,可以发现乡土文化更为复杂的意蕴。特别要声明的是,文章中所举例子以南方乡村为主。
  
一、乡村的儿童游戏
  
1、游戏的前提
  
乡村生活的重复和循环,将农民变得跟土地上的植物一样。随着岁月轮回,他们由一株年轻的植物变成一株衰老的植物,并因身边又长出了一群小植物而感到欣慰。这种贫寒的生活状态和单调的生理节奏,只有成年农民才能容忍,孩子是一刻也不能忍受的。而农民认为“忍受”是“成熟”的表现,是承担生产责任的前提,因而被视为一种荣耀。与此相对立的是孩子“不成熟”的游戏状态。这种状态与乡土社会价值的对立,暂时被“成熟”与“不成熟”的矛盾所缓解。因为只要假以时日,孩子在生活的重压面前终究要“成熟”的。因此,那些整天身不由己、乱说乱动的儿童游戏被农民所“忍受”。是游戏拯救了孩子,使他们暂且忘却乡村生活的贫苦和单调。因为游戏中包含着对另一种生活的希望和想象,对父亲生活之外的世界的“预先占有”,对“种谷—收谷-吃谷-拉谷”法则的超越,对身体的解放。儿童游戏是人类最健康的运动。它没有成人行为的功利性和计划性。它是非功利的、耗费性的、充满想象性的。
  
游戏的三个基本前提(时间、能量、冒险)都与农民价值格格不入。第一,只有孩子才有剩余时间。成年农民整天都很忙,白天或农忙时节干粗活(农活),晚上或农闲时节干细活(手工活),现代“休闲理论”与农民无关。第二,游戏是一种无意义的能量释放活动。而节约能量是农民的一条基本准则。他们每天摄入和耗费的卡路里,常常处于收支不平衡的状态,所以,不到万不得已,农民是不会轻易释放卡路里的。今天城市流行的攀岩族、暴走族、健身族,农民都无法理解。第三,游戏就还是一种冒险。游戏的结局(比赛的胜负)是未知的,不像种稻子那么胸有成竹,即使年成不好,多少也能收一点。游戏(比如爬树、游泳比赛,翻跟斗、踩高跷)还充满了一种毫无效益的危险,成本太高。
  
成年农民之所以容忍孩子那些毫无意义的游戏,不仅是因为其中有他们自己童年时代曾经尝过的乐趣,更重要的是,他们从中发现了今天自己“成熟”的雏形。也就是说,纯粹游戏的“时间”要素中,包含了孩子对自然和成人世界的“模仿”主题。纯粹游戏的“能量”宣泄中,包含了世俗社会的“力量”、“攻击”主题。纯粹游戏的“冒险”中,包含了孩子协调个人身体和智力,协调外部世界的“学习”主题。正是纯粹游戏的这些附加功能(隐含的世俗化功能),才使得孩子们的游戏在生产至上的中国乡村源远流长。
  
2、游戏与有闲
  
所谓的“有闲阶级”,就是不从事农业生产、时间过剩、精力过剩,并且通过各种手段宣泄这些过剩因素的人。这是今天城里人梦寐以求的理想。按照农业社会的价值,这种人简直可以说是不可救药的,人们会鄙视他。传统中国农民必须是一个勤劳的、手脚忙个不停的、不会无事到处游逛的人。乡下人必须让人知道他在忙,忙得很。即使是生病干不了活,他也必须让全村人都知道这一点,并且还在挣扎着要去干活,直到别人说:你歇着吧。特别是妇女,双手不停是对其进行道德评价的重要标准。
  
只有儿童是唯一的例外。他们就是时间过剩、精力过剩的人,他们就是要通过各种游戏来消耗过剩时间和过剩精力的人,他们是乡村社会唯一合法的“有闲阶级”。按照凡勃伦的说法,他们是在代表全村的农民执行“荣誉性消费”,执行“代理性休闲”。但尽管如此,他们也依然是一个弱势的阶级,不像城市的有闲阶级那么理直气壮。他们是在成年农民一双双严厉的眼睛监视下,执行“荣誉性消费”或“休闲”的。农民的荣誉感,并不来自传统的贵族化的奢侈(浪费时间和金钱),而是因宗族发达和家族延续而产生的。看到自己的产品(孩子)在到处乱跑,他们心理踏实,与儿童的游戏无关。所以,你们玩可以,但不要得意忘形。孩子们什么时候游戏才得体,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否则就是不合时宜、不识相,会遭到父亲们的斥责。
  
比如“春耕”、“双抢”季节,最好少玩,能干点就干点,干不了什么的最好呆在家里。比如,平常父母和村里人都在地里忙的时候(上午和下午),也最好不要玩,等他们休息的时候出来玩比较安全。最适合游戏的时候是黄昏,母亲们在做晚饭,父亲们挑着粪桶到菜地里去了。青年们也开始叼着烟游手好闲了,围观的人也多了。这是游戏的黄金时刻,它一直持续到天黑。最讨厌的是,当你玩得正尽兴的时候,突然被父母喊回家去了。可见,乡村“有闲阶级”并不是十分自由的,建立在劳动生产基础上的乡村道德观和价值,就像一个巨大的屁股,时时刻刻坐在游戏的头顶上。
  
但不管怎么说,在沉重劳作的压力下,在一个贫苦的生活环境中,乡村儿童还算是幸运者。尽管他们穿得很差、很葬,吃得很粗、很单调,拖着两条鼻涕,蓬头垢面,面带菜色,双目无光,但他们毕竟是唯一的“有闲阶级”。他们的腰还没有弯,背还没有驼,精力旺盛,热血奔涌。他们有机会、有本钱消费剩余时间和精力。
  
二、乡村玩具的特性
  
1、农业玩具与工业玩具
  
农村的孩子和城里的孩子一样喜欢玩。尽管他们游戏的背景不同(一个是带有“苦中作乐”的味道,另一个有“玩物丧志”的苗头),但从欢乐的角度看,他们之间似乎没有差别。乡下孩子的玩具和和游戏也很多,手枪、火药枪、陀螺、铁环、飞镖、风筝、纸鸢子、弹弓、弹珠、石子棋、毽子、跳绳、捉迷藏……从游戏功能的角度看,农业玩具已经涵盖了所有工业玩具的类型(电子玩具没有改变游戏的功能)。
  
乡下孩子的玩具都是自己亲手制作的。从取材(主要是木头、竹子、石头、鸡毛、铁丝、纸、棉线、麻绳等无须花钱就能得到的材料),到自己动手制作,都具有农业文明特色(无法重复的、独一无二的、创造性的)。乡下孩子的玩具大同小异,一把木头或纸质手枪,看上去差不多,其实每个人的都不一样。在同一类玩具上,既带有个人的手工制作的印记,也体现了每一个人的个性和天分。比如,一个孩子从大人那里学会了制作一种玩具,另一个孩子在模仿制作的过程中可能会走样(制作得更差),也可能会有所改进(制作得更好),总之,它不会重复。制作是游戏整体的一部分。一件制作精美的玩具,就像一个人的个性一样,会伴随着一个农村孩子的整个童年时代。
  
城市的玩具是无差别的工业复制品。只要父母投资,每一个孩子都能得到一件同样的玩具。于是,城里的孩子为了追求差异性,无须动手,只要动嘴,也就是让父母花钱更换玩具,就像成年女性不断更换服装的时尚一样。孩子们自己没有参与制作过程,玩具也就成了一种成人的消费性为。“创造性”这种本应属于每一个孩子的品质,现在集中到制造商身上了。但是,制造商的所谓创造性,已经与真正的游戏精神没有关系。流水线生产脱离了个体的身体动作,从属于工业利润和剩余价值。制造商为了利润而发明玩具,从手动的到电动的再到数码的,更新速度惊人,刺激消费的力量也是巨大的。于是,孩子的个性被父母的消费能力所取代,游戏竞赛被消费竞赛所取代。单个玩具的造型的确美观了,但它属于“工业美学”的范畴,与机器复制、消费和利润密切相关,而不是与人的游戏本性相关。所以,工业玩具与其说是“美”,不如说是“刺激”或“快感消费”。
  
在这一过程中,城市的孩子是无辜的。我发现,他们得到的尽管是一件工业复制品玩具,他们也试图将它当作独一无二的东西来与之交流。但他们已经明白,玩具是用金钱换来的。他们可能永远也不明白自己制造玩具的辛苦和乐趣。
  
2、传统玩具与电子玩具
  
传统玩具的一项主要功能,是增加四肢的长度、身体的速度和忍耐力,或者增强器官(眼睛、耳朵)的能量。比如,枪、弹弓、飞镖增加了手臂的长度或力度(将石子送到更远的地方)。比如,男孩子玩陀螺是对潜意识中身体平衡梦想的再现;女孩子踢毽子是对平衡和耐力的考验。通过玩具,儿童在想象中实现了他对自己身体的改造和对外部世界的模仿。枪战游戏是对成人暴力的模仿。风筝是对鸟儿飞翔的模仿。弹珠或铁钉游戏是对狩猎的模仿。“跳房子”游戏是对农民积累财富方式的模仿。但这些模仿游戏不是虚拟的,而是一种伴随着身体的剧烈运动,伴随着情感想象的童话剧。
  
现代工业社会的“电动-电子”玩具,通过“电动-数码”的方式来模拟传统农业社会的玩具,但游戏或玩具的“基本功能”和本质并没有变化。“电动-电子”玩具试图通过其“附加功能”(自己发声、旋转、数码化等),来改变儿童游戏时的身体状态。对于那些身体动作占支配地位的儿童来说,电子模拟产生的动作,还无法完全代替孩子自己的身体动作。但更大的孩子简直成了电子玩具上的一个零件。
  
儿童在玩电动玩具的时候,嘴巴还是不停地在“哒哒哒哒……冲啊,开火”地叫唤。电子玩具会自动发声:“Go,Go,Fire,Fire again”,他们为什么还大喊大叫呢?因为电子模拟和儿童自己的意识,都不能控制儿童活跃的身体。当他们的意识日趋成熟的时候,他们将彻底被“电子-电动”玩具的附加功能所异化。
  
现在流行的电子宠物(数码暴龙),事实上就是在不养宠物的前提下,通过一种数码虚拟的手法来养宠物。打扫宠物的住处、喂食喂水、让它在特定的地方排泄、招呼它睡觉等行为,不是真正的现实行为,而是按动几个按钮来实现。与农村孩子的真正的养猫、养狗,养蚕相比,养电子宠物要省心得多,无须身体的劳作,无须责任心,更没有情感因素的介入,纯粹是一种“超人性”的智力游戏。
  
农村孩子的传统游戏(玩具),尽管具有节日狂欢色彩,具有中止农业社会循环时间的特点。但由于它与实际的肉体动作密切相关,并伴随着一系列的手工制作,因此,传统游戏实际上培养了他们耕作劳动的本能。城里孩子的“电动-电子”游戏(玩具)伴随着一种抽象的智性活动和狂欢化的消费行为,它无形中培养了孩子一种脱离身体的抽象的货币“生产-消费”本能。这种本能(或者说潜意识)已经根植于他们各自的童年记忆之中,终生难改。
  
3、玩具的性别
  
乡村儿童的玩具都是最简单的自然物品,他们的游戏也都是直接与肢体动作相关的简单动作。乡村不像城市,成年农民既不支持也不反对儿童游戏,使得乡村儿童游戏更具有自发性,因此,他们的游戏和玩具最能体现身体(动作)与自然物品的本质关系。而男孩与女孩身体上的差别,一开始就体现在他们对自然物品的利用和游戏动作之中。
  
最初的乡村玩具都是一些石子、瓦片、草绳、树枝、鸡毛之类的东西。但在游戏的时候,男孩和女孩一开始就出现了分化。比如,男孩子对付石子的动作很简单——发射出去。必要时,他们还会借助于工具(弹弓、自制手枪等),将石子发射得更有力度、更远,总之是让它有去无回,消失无踪(游戏耗费的石子不重复使用),以此来体现他们的攻击、侵略和浪费的本能。
  
女孩子的“抓石子”游戏,是将一个或几个石子抛到空中,趁石子没有掉下来之际,在地上抓更多的石子,然后赶紧将往下坠落的石子接住,使之回到自己手里(游戏的石子可以重复使用)。整个过程就像是一个对采集和积累能力的训练,并体现了一种“出去-回来-出去-回来”的节奏,与男孩发射石子的“出去-出去-出去”节奏恰恰相反。
  
乡村男童的游戏都是没有边界、无法预知的,因此带有冒险性。比如“滚铁环”的游戏,带着滚动的铁环毫无目标地狂奔。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要跑到什么地方去。他们仿佛变成了一颗发射出去的、有去无回的石子。女童游戏都是有固定边界的。比如踢毽子,是一种在有限边界内的游戏(踢出去、收回来,循环往复)。跳绳子、跳房子等,也都是没有危险的原地踏步的游戏。
  
男童游戏具有破坏、冒险、耗费、侵略性质。女童游戏具有修补(缝织游戏)、生产(采集和收藏)、守护(有固定游戏边界)、交往(朋友)性质。不管是出自个体本能还是社会习得,两种游戏的区别是客观存在的。男童游戏带有狩猎和战争的痕迹,它的目标是针对人(社会)的,因此具有荣誉性质。女童游戏带有采集和农耕的属性,它的目标是针对自然的,因此具有生产性质。
  
两种性别不同的游戏,决定了它的进化状态。女童游戏基本上没有什么进化,只有精确度的差别。男童游戏具有明显的进化色彩,在身体难度和智力难度上进化。比如扔石子的暴力游戏变成了石子棋的智力游戏(女孩不玩这种游戏)。我们可以在游牧、海盗、商业文明(侵略、攻击、冒险、计算)中看到男童游戏的特征。而农业文明的阴柔和守成色彩与女童游戏的本质密切相关。
  
三、游戏与乡土意象
  
1、游戏与泥土意象
  
泥土是农民的命根子,就像水泥(人工石头)是市民的命根子一样。没有泥土就没有农民和农村,没有水泥(石头)就没有市民和城市。石头是泥土的固化物,也是生命时间的中止。农民可以生活在没有石头的世界里,但不能生活在没有泥土的世界里。石头是对农民自然本质的否定。古希腊人很早就摆脱了农民身份,因为他们生活在缺少泥土,到处都是裸露的岩石的环境里。所以他们由海盗(狩猎的特殊形式)变成了商人(市民)。
  
千百年来,中国农民在对泥土的依恋中变成了泥土的附属品,他们的生活节奏乃至生理节奏,都和从泥土中生长出来的植物一样,在一种四季交替的循环时间中运转。我老家就基本上没有石头,只有泥土和水。当地人住的房子全是土砖坯造的,村庄的路面和村中央的晒场也是泥土的。所以,我老家的文化是最典型的农民文化。
  
泥土是一个生长的意象,其中隐含着人类物种出生和死亡的信息。从这个意义上看,土地就是女人,是母亲,是子宫。只要有种子、水和阳光,它就会生长。至于农耕文化中的耕种技术(深耕细作、土地轮休、施肥松土等),是农民在生存压力催促下的功利主义表现形式。其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开发土地的生育能力,其代价是一种取之不尽的资源——体力和汗水,当然也包括经验和记忆。这是成年农民一生的宿命。
  
农民实用主义并不能改变他们与泥土之间的本质关系。在乡村儿童的游戏中,泥土摆脱了其实用目的,暴露了被农耕文明掩盖的物种秘密。在城里,泥土被视为垃圾。孩子玩泥土是遭到禁止的,最多也只能玩玩沙子。沙子这种介于泥土与石头之间的怪物,多少补偿了城市儿童对泥土的留恋。所以在公园里,孩子转眼就奔沙子而去了。
  
泥土是乡村儿童的主要玩具之一。乡村儿童对泥土的迷恋就像他们对母亲的迷恋。尽管男孩和女孩在玩具上一开始就有区别——男孩喜欢硬玩具(木头刀枪、石头),女孩喜欢软玩具(羽毛、绳子),但他们对泥土的爱好是共同的。只有在玩泥巴的时候,男孩和女孩才会平和地走到一起。为了便于把玩,他们常常将尿水与泥土和在一起。更常见的是将泥土堆起来,然后推倒,如此反复,仿佛在预演一场“毁坏-成型”的戏剧。他们能够一整天在泥巴里流连忘返,乐此不疲。
  
每当满身灰土的孩子们从泥土中归来的时候,父亲总是吹胡子、瞪眼睛,仿佛孩子戳穿了他的一个秘密。相反,母亲总是用嗔怪的语气掩饰着自己内心的狂喜。她们仿佛看到自己的孩子刚从子宫里钻出来,满脸污泥血一样耀眼。
  
2、游戏与粪便意象
  
粪便是一种特殊的“泥土”。它是乡村的一个重要景观,牛、猪、鸡、狗的粪便随时随地出现在厅堂、院子、晒场、道路、田埂上,目光所及之处都有它的影子。它来自动物的身体,通过生物化学作用变成泥土,转而进入了植物身体,由排泄物变成了植物或粮食,最后转变为农民的身体能量。农民是根据一种实用理性(成本节约的广义经济学原则)来使用它的——在粮食生长的生物化学过程中,粪便既能节约农民的体力,又能节约植物的体力。久而久之,它就成了农民最忠实的朋友。
  
从粪便中体味到稻谷的香味,没有长期的农耕经历,是根本无法理解的。因为它是一个漫长而隐秘的、只能在一个完整的季节交替中在能见到的过程。衡量一个人是不是真正的农民,对粪便的态度是一项重要指标。人类对粪便的依赖心理是无法更改的。成年农民对粪便的青睐,是因为它建立在自然生产基础上的有用性。城市人对粪便的厌恶,源于它的无用性。黄金和货币是粪便的心理替代物。
  
城市儿童很少见到粪便,动物粪便就更不用说了。粪便在城市里经过了处理、隐藏、掩饰、禁忌,变成了遭到歧视的对象,变成了一个污秽的秘密,因而也变成了城市儿童的一个心理空缺。相反,农村儿童对粪便再熟悉不过了。他们就是在粪便中成长起来的。与成年农民的实用态度相反,乡村儿童对粪便的态度是非功利的、直观的。与城市儿童的拒绝心理相反,面对粪便,乡村儿童会产生一种介于接纳和拒绝之间的矛盾和狂喜。他们会对着粪便哈哈大笑(无实用信息),反复叙说它(破坏语言世俗功能),玩弄它(玩具),甚至将它作为攻击的武器(利用它的否定性)。
  
乡村儿童直观到了粪便的“无用性”,这正是他们在游戏中所追求的东西。作为排泄物的粪便的确是无用而污秽的,但也隐含着一种神秘性。粪便中一方面包含着物种新陈代谢的死亡信息,同时又蕴涵着另一物种的生长信息。它原本就是一种既污秽又神圣的东西。因此它泄漏了存在的秘密。这种秘密不在成年农民和城市居民的功利性中,而在乡村儿童对“污秽物”和“无用物”的迷恋之中。越是成人世界禁忌的东西,他们越是迷恋。将粪便作为乡村儿童游戏内容之一,似乎不可思议。但根据游戏的本质,它便顺理成章。游戏正是一种将自己“弄脏”(反禁忌)的把戏,一种攻击和破坏(非理性)的把戏。溢出了世俗社会理性和功利的边界,正是儿童游戏最本质的地方。在这一点上,没有什么比乡村随处可见的粪便更为方便的东西。
  
3、游戏与植物意象
  
植物是来自土地的奇迹和恩典,是土地给农民的一个意外的惊喜。我们在中国古代诗歌中可以看到,中国农民对植物的狂热赞叹和歌咏。从生命的本质形态上看,农民就是植物的动物形态——“意识”的睡眠和生命节奏的搏动,这构成了它与市民社会对立存在的奇异景观。老聃(老子)最大的理想,就是保持人身上真正的“植物性”。他为此不惜要将自己变成“婴儿”。因为,只有婴儿才能将活跃的生命节奏,与休眠的“意识”状态高度结合在一起。在土地的怀抱里,他们像植物一样生长,在杂草丛生的无序的自然中自由嬉戏。
  
农耕文化是一种觉醒了的文化形态,包含了世俗社会的计划和盘算。其的主要特征,就是对庄稼之外的异物(灌木、乔木、野草)进行清除,以维护一种原始农耕秩序。比清除要温和一点的是改造,这就是后来出现的园艺技术(培植成本较高的非实用植助赢韩式1.5分彩物,比如花卉珍草)。让我感到惊奇的是,我的家乡从来就没有出现过园艺技术,除了庄稼之外,一律格杀勿论。这是他们对陌生文化拒绝的一个社会心理根源,尽管乡土社会没有产生现代极权主义的“社会园艺工程”。
  
乡村儿童对庄稼没有特殊的兴趣,因为那不过是一种人工植物,是众多植物中的一种,是父亲们的精心制作和料理的“玩具”。孩子真正的兴趣在那些自然界无序生长的野生植物身上。哪里有尚未清除的野生植物,哪里就有孩子们的身影。乔木无疑是他们制作玩具的主要材料(但因乔木有实用性,得来并不容易)。灌木和野草既是他们的玩具,也是他们游戏的场所,有一些野草的根茎,还是他们的零食和水果(比如茅根、荆棘嫩枝、草茎等)。在这里,他们像昆虫一样自在。
  
“斗草”是乡童经常玩的游戏之一,只在男孩和女孩之间进行。男孩和女孩各拿一根30厘米左右的草茎,纵向撕开,中间有一根草丝连接的为“公草”,有两根草丝连接的为“母草”。男孩撕到“母草”为输,女孩撕到“公草”为输。这个游戏规则是人为的,属于“意识”的范畴,带有文化禁忌的痕迹。但是在潜意识层面,这正是一种两性之间的生殖游戏。这种生殖游戏与自然植物(野草的生长)联系在一起,隐含着对禁忌的违反,对自然世界能够无序而自由地交媾和生长的模仿和迷恋。
  
儿童在野生植物中自由地嬉戏,成人则将野生植物彻底清除,这无形中构成了一种对抗关系。农民对此并不经意,其实背后隐藏着一种凶险。现在,这种凶险正在“现代性”社会对农民文化的歧视和清除中得到了验证。
  
4、游戏与动物意象
  
尼采说,在人类起源的大门口站着一只猴子。动物的存在时刻提醒着我们的来路。作为自然的一部分,农民与动物之间有着最为久远的亲密共存和残酷斗争关系。当人类成了动物的主人的时候,共存就变成了主宰和被主宰。
  
家畜和家禽的出现,是农民对动物驯化和利用的结果。此时的家畜家禽已经不是“动物”,而是生产资料的一部分。被驯化的动物主要是那些力气大、能干活的(牛、驴)、不长脑子只长肉的(猪、鸡、鸭)、行动迟缓便韩式1.5分彩于捕捉的、性情温顺没有攻击性的。总之,是能够介入农业生产的,或者为农民的生产力再生产提供能源支持的。不符合这些条件的,比如豺狼、老虎、狮子、老鼠、狐狸、老鹰等,都被农民赶进深山老林去了,被逐出了农业的范畴,由猎人去对付。狩猎不是一种专门的职业,而是农民的业余活动。
  
还有一类动物,尽管不介入农业生产,但它们是农民的帮凶。比如,猫是专门对付老鼠的,鱼鹰是对付鱼的,狗对付兔子很有一套(还可以对付小偷)。农民豢养这一类动物,也不是纯粹的游戏和共处,而是有实用目的。乡村儿童自己的性质就很像这些动物——豢养成本很低,不直接介入农业生产,但有时可以成为农民的帮凶。乡村儿童和动物一样被驯化,被纳入了整个农业生产的秩序之中。
  
乡村儿童与动物的游戏,在农业生产秩序的缝隙中游移不定。儿童与动物的关系是非功利的友谊关系,非生产的“休闲”活动,因而得不到成人的支持。但跟动物游戏和跟小伙伴游戏的意义是同等的。不过它被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首先,生产性家畜被排除在游戏之外,因为它们与农业生产和副业收入密切相关。其次,凶猛的、有攻击性的动物被排除,这类动物被捕获之后会立即被杀死。剩下的只有一些被驯服的非生产性物种,主要是狗、猫之类。当然还可以养松鼠(吃黄豆)、刺猬(吃饭粒)、乌龟(不吃不喝)、八哥(吃谷子)、蚕(吃桑叶)。豢养这些动物根本就不耗费什么成本(否则会遭到大人的禁止),即使是养狗也是如此,乡村的狗吃什么大家都知道。
  
这些动物都是乡村儿童心爱的“玩具”,他们从这种游戏中,体验到成人功利世界无法感知的经验。在这些“宠物”身上,孩子们既能学会更多的生存技巧,也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与宠物之间的游戏,跟与小伙伴之间的游戏还是有着本质的区别。这种游戏更多地出现在他们孤独、无助、伤心的时候。乡村儿童的确就像那些自生自灭的小猫、小狗一样。各类动物的名称,都是乡村儿童的“爱称”。
  
四、游戏和玩具的世俗功能
  
1、攻击性游戏和荣誉感
  
乡村男孩的第一件玩具,就是他的小鸡鸡的仿制品——韩式1.5分彩投注技巧武器(刀、枪、剑、棍)。所有这些玩具武器,都是自己动手(或在父兄帮助下)制作的手工制品。材料以木竹为主,外加一些铁钉和橡皮。作为玩具,男孩子游戏时的武器是其攻击本能的社会化表现。男孩子的社会意识萌发之初,相当于人类开化之初的状况,充满了一种残酷的攻击性和荣誉感。
  
乡村儿童对攻击性武器的迷恋,大约要维持到12岁左右(至少是小学毕业)。最初是玩那种最简单的攻击性武器——木棍。随着年龄的增长,攻击性武器也会越来越花样繁多。木制手枪,弹弓,弓箭。用子弹头、铁丝和铁钉组合而成的火药枪(火药主要是火柴头,或者土墙上的硝加木炭屑)、用竹筒制作的水枪、竹筒子弹枪(竹筒两头塞上咀嚼过的纸团,用一根木棒当活塞,利用空气压缩原理将前面一个纸团射出去)。在乡村,这些武器的实用性远远超过象征性(城市的孩子比较文明,只是象征性地使用枪支,嘴里发出叭、叭、叭的声音)。乡村儿童常常用这些武器对伙伴和牲口进行攻击,比较危险。正是这种伴随着勇敢的攻击行为,在满足他们隐秘的荣誉感。
  
荣誉感不仅仅与攻击本能(力量)相关,还与控制欲(精神和肉体双重控制)、领袖欲(重新制造一种秩序)相关。无论是攻击性还是控制行为,都是远离农业生产的。也就是说,荣誉感与日常生计(谋生)活动无关,与劳作、采集、修补无关,而是一种与非理性耗费能量密切相关的活动。经济学家凡勃伦认为,政治家、军人、教士、运动员、强盗、猎人等,都是与荣誉感相关的职业(与此相反的职业是农民、手工业者和工人)。
  
荣誉性职业具有攻击性和毁灭性,也具有控制作用(宗教是精神控制,军事和暴力是肉体控制)。在古希腊社会里,这种荣誉性职业比较多。但在中国乡土社会里,这一类职业相对比较少。这并不等于中国农民对荣誉感没有需求。只不过他们的荣誉感,过早地被一种农耕性的生产价值(与自然进行能量交换)所替换,实用理性取代了与纯粹能量耗费相关的非理性。所以有人说我们是一个“早熟的民族”。但在乡村儿童的游戏中,我们依然可以发现古老荣誉感的遗存。不过,一到15岁左右,一整套乡土社会的价值规范就开始制约他们,使得乡村儿童迅速融进乡土秩序,也就是加入到将能量(体力和时间)用于跟自然进行物质交换的行列中去了。
  
2、危险陷阱里的警觉游戏
  
在旅游者眼里,农村的确是“山清水秀”,但对乡村儿童来说是,却是一个充满了险恶的地方。农村的孩子只要学会了走路,就开始像家禽和家畜一样自生自灭。农村没有幼儿园,大人下地之后,孩子只能自己照管自己。一般来说,都是小孩子跟着大孩子玩儿。池塘河湖、山坡险路,都是开放性,没有防护措施,随时都有掉下去的危险,大孩子根本没有应对危险的能力,等大人赶到,为时已晚。我自己就有数次差一点淹死在水里,之所以没有死,只能按照农村的说法:命大。我儿时的朋友,早殇者多矣,有淹死的,有烧死的,有病死的,还有一些尽管还活着,但已经残废了。1998年夏天,我还看到一个孩子玩耍时掉进水井里淹死的惨状。
  
培养孩子对外部危险环境的警觉,或许是乡村游戏的一种重要内容和潜在功能。像丢手绢、捉迷藏游戏,就是培养他们的警觉。不过这种游戏主要是低幼玩的,特别是女孩子,要时刻警觉别人在她身边做手脚,这很管用。大一点的孩子,特别是男孩,经常会玩“老鹰抓小鸡”的游戏(城里的孩子也会在老师的组织和监督下玩),称之为“豺狼抓小羊”游戏也未尝不可。我估计这种游戏起源十分古老,大概是原始社会发明的。因为它在培养儿童对危险的警觉时,主要对象时飞禽走兽。这种游戏对今天的儿童基本上没有什么用处,也就纯粹游戏而已。今天哪里能见到飞禽走兽?都被农民抓到城里,让城里人吃光了。今天农村儿童真正的危险情景依然存在。它不是野兽,而是自然环境,是自然中的山水,是人为的火灾,是疾病。
  
如果在发明一种抵御自然危险的游戏,对乡村儿童可能有利。我苦于根本想不出什么好点子。真正的安全就是赶紧办幼儿园,要做到一村一园,国家财政要适当补贴,像推行9年制义务教育一样重视它。如果聪明、好动的孩子都淹死了、摔死了、病死了,义务教育也没什么意义。农民对孩子不应该野放,而应该“圈养”,不要像放牛一样,而要像养猪一样。我从来没听说农民的猪摔死、淹死的,倒是经常见到乡村儿童遇难。为什么不能像养猪一样将他们圈起来呢?严谨的中国农民在对待儿童的态度上一反常态,充满了游戏精神。
  
游戏作为一种儿童行为,的确有其特殊的社会功能。但这种功能是潜移默化的,不能应对紧急情况。如果老鹰或者豺狼真的来了,玩“老鹰抓小鸡”游戏是不管用的,此刻,只有能降服它们的武器,或者比它们跑得还要快的交通工具。没有这些,只有游戏,孩子只能是死路一条。
  
3、像铁环一样在泥巴上飞奔
  
与力度和速度(攻击性游戏的主要动力)这些能量释放行为相比,平衡感游戏是培养控制能力,准确使用身体能量的活动,也是孩子力图与乡土社会节奏保持协调的前奏。如果等到参与集体农耕活动的时候,才发现自己身体节奏不合拍,则为时已晚。
  
乡村许多游戏都带有训练身体平衡感的功能。在这一类游戏中,我不怎么喜欢踩高跷,而是喜欢滚铁环。我老家村里没有水泥地,到处都是掺杂着粪便的泥巴。这种黄泥路“天晴一块铜,下雨一包脓”,每到下雨天,根本无法行走,即使穿上橡胶雨鞋也很困难。于是,大人、小孩、女人都踩着高跷串门。踩高跷游戏已经堕落为一种实用主义行为,丧失了游戏的本性。尽管偶尔也有一些自发性的踩高跷比赛,但它已经在实用的阴影下黯然失色了。
  
尽管踩高跷是一种平衡感训练的重要方式,但也不是不可以替代的。滚铁环游戏就可以替代它。通过加快速度来保持铁环的平衡,然后再调整自己的身体节奏,以保持跟铁环滚动时相同的节奏感,最后,我们自己变成一个个铁环,在村子里四处飞奔。这种速度和平衡游戏,比开车更为直观。因为车轮的动力在柴油机的气缸活塞上,我们只需按动一些按钮就成;而铁环的动力在我们的手腕儿上,可以直接感知。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自己是一个铁环,而无法想象自己是一辆车。同时,滚铁环游戏只有孩子才玩,成人不会介入,因为它没有任何直接转化为实用功能的可能性。正是这种无用性,保全了滚铁环游戏的贞洁。
  
滚铁环游戏也有很多麻烦。因为铁环是手工业制品,孩子无法自己动手制作,因此常常受制与成人。首先,家里必须要有用铁环箍成的、已经坏了的木桶,要知道这并不容易。农民的家具更新换代的速度,比生孩子的频率要小得多。何况很多农民家里的木桶不用铁箍,而是用蔑箍。于是,有的孩子就只好滚蔑环,他的身体已经在想象中滚向了远方,而轻飘的蔑环早就倒在了身后。所以,有一个铁环是一件很骄傲的事情,你身后会跟着一大批起哄的孩子。他们会关切地说:“你歇一歇吧,让我滚一次”。
  
奇怪的是,乡村铁匠从来就没有想到过,另外制造一批铁环供孩子们滚着玩儿。他们挥舞着铁锤,脑子里想的全是稻子、植物、大粪、尿和水。他们只会制造生产工具,而不会想到飞奔的铁环后面的孩子。所以,“平衡感训练游戏”的说法,不过是我一厢情愿的抽象,而不是农民所关注的问题。农民大概认为,平衡也罢,不平衡也罢,你自己看着办,我管不了那么多,态度十分决绝。
  
4、游戏与财富积累的隐秘关联
  
踢毽子、跳房子、打柯子,都是我老家儿童经常玩的游戏。这类游戏像普通的游戏一样,也包含着竞争,但不具备攻击性,也无需冒险。它是一种伴随着智力、体力和身体平衡能力的积累游戏。我将它视为一种在乡村儿童身上预演的财富积累游戏。
  
踢毽子游戏无论在乡村还是城市都比较常见,在此不作分析。跳房子游戏,就是在地上画出诸多的房间(排列形状像飞机)。游戏者以瓦片作为货币,投向要买的房屋,越到后面难度越大,最后以买房子或土地的多少来决定胜负。
  
“打柯子”游戏更抽象一些。游戏道具为一个柯子和一块像菜刀一样的木板。柯子是用柯树(栗树的一种)枝削成的,直径大约2-3厘米,长度为8-12厘米不等,中间为较长的圆柱,两头为较短的圆锥。将柯子放在地上的一个圆圈边上。圆锥一头离地面有一段距离。用刀型木板砍圆锥的一头,由于杠杆原理,柯子会向空中飞起,然后用木板将柯子击向远处,以击打距离的远近论胜负(相当于一次性能量耗费)。如果不急于打出去,而是像托乒乓球一样反复托击(柯子必须控制在向上飞的状态),那么,就可以将托的次数乘于最后一击的距离(比如20米×100次=2000米,相当于利滚利)。当一位参赛者在托击柯子的时候,你会听到一片怪叫声,有喝彩加油的,有捣乱(分散注意力)的,操场上所有的人都会加入这一狂欢的场面。那种心态,就像眼看到一个村人不断在发家致富一样,起哄的、嫉妒的、添乱的都有。在参与游戏的孩子中,只有那些性格沉着、能抵御外部压力的人才能获胜。
  
我们知道,游戏就是耗费过剩能量(体力和时间)的一种休闲活动,主要发生在孩子身上。成年农民的能量必须用于跟自然界(包括自然的人)发生交换,以此来促使土地和人的生长能力(广义的财富积累)。只有在特定的状态下(吃、性、节日、祭祀等),他们才会挥霍、耗费。如果一个人的能量耗尽,就意味着死亡。而财富的积累,将农民的剩余能量转换为可见、可藏的实物(包括生儿子),这是农民消解集体潜意识中“死亡焦虑”的唯一方式。
  
农民的剩余能量在农耕生产中得以转换(没有浪费)。但农村儿童的剩余能量也不是可以随意挥霍的。纯挥霍性游戏(暴力、冒险、浪费等)常常会遭到限制,或者不予普及和流传。像“打柯子”、“踢毽子”、“跳房子”这一类游戏,之所以能够一代又一代地流传下来,正是因为其中隐含着能量转换的有用性,也就是说,其中隐含着“财富积累”的技巧和潜意识。
  
五、超越现实原则的游戏
  
1、飞翔和远航的幻想
  
我的老家就在一个大湖边。天高云淡的日子,我能看到湖面上的帆船悠悠地驶过,直到白帆消失在地平线下。我不知道那神秘的水天一线之处是什么地方。那些信史一样的帆船中当然也有我们村的。村里负责驾船跑运输的人,每年秋收后就出门,直到过年的时候回来。每当村里的船只从外面回来的时候,孩子们就围着那几个船老大转,像迎接远航归来的尤利西斯一样。他们讲着一路上的历险(船出长江口的途中有两个十分凶险的地方,必须下船烧香拜佛,以求庇护)。他们炫耀上水和下水两个大码头(汉口和南京)的种种奇闻逸事。我想象着他们的历险和那些大码头的样子,内心有一种奇怪的冲动。
  
尽管现在我们村里的船只,都被笨拙的水泥或铁皮机帆船(柴油机发动)所取代,但我还记得那两条木帆船的样子——船板是深土黄色的,漆得锃亮,散发着樟木刺鼻的香味;船的两头高高翘起,跟古建筑屋顶上的飞檐一模一样;两根长长的桅杆高高耸立,挂起布帆的时候极其壮观。这种称为“罗滩船”的帆船,简直就是一件艺术品。如果哪个村里的“罗滩船”又新又大又漂亮,将是全村人的骄傲。帆船出远门的时候,孩子们会一直送到湖边。我们站在岸边感觉不到有风,但船帆一扯起来,就被风灌得满满的,船身飞快而轻巧地飙离了岸边,后面还拖着一只小舢板。
  
帆船远航去了,孩子们也开始了自己的“远航”。学习制作木帆船模型,是湖边孩子们的必修功课。小舢板一般是自己制作(“罗滩船”的制作十分复杂,必须求助于大人),可以用整木块雕刻,也可以用小木板钉成,然后抹上油灰(桐油加石灰加麻丝),涂上桐油晒干,安上桅杆和布帆。孩子们带着各自制作的帆船到湖边去放船,就像去远航一样。
  
与航行游戏相似的是放风筝。制作风筝也是每一个孩子都必须亲自动手的(竹子、纸张和棉线)。放风筝游戏比帆船游戏更为抽象。航行游戏是模仿成人的流浪行为(也包括非农耕的商业行为)。放风筝游戏却是对鸟类的模仿。航行游戏是对土地或农耕价值的否定(其起源有社会学和经济学性质),而飞翔游戏则是对地球引力的否定(其起源有哲学或人类学性质)。但它们的本质都是一样的,也就是对束缚力(引力)的否定和对自由、飞翔的向往。
  
乡村儿童的这类游戏与城里人不一样。城里人的放风筝游戏带有消费性,常常是大人陪着一起玩儿;城里孩子的航模游戏就是一场智力竞赛,是大人的教育投资的一部分。相反,乡下孩子的航行和飞翔游戏,隐藏着一种梦幻般的僭越。飞翔和远航游戏,就像一首孤独的童谣,是乡下孩子自己对自己的心灵安抚。它在幽暗的童年生涯中,留下了一道光亮。
  
2、性游戏和早衰的童年
  
乡村儿童很小就开始玩性游戏。在公众场合,他们玩的是“拜堂游戏”,男孩和女孩一起装扮新郎和新娘,坐花轿、入洞房,全程模仿。这种游戏往往会得到大人的默许和鼓励。但在私下里,儿童们经常会玩生育游戏,让女孩子躺下,男孩子来当接生婆。再大一点,他们就能在成人聊天的时候,听到各种极其露骨的黄色笑话,或者看到成年农民打情骂俏时的当众越轨行为。在更小的圈子里,他们会直接传授性知识。实质性的性游戏,有时候会发生在10到12岁的孩子身上。对此,除了女孩的父母感到害羞,并痛揍女儿之外,男方的父母往往得意忘形,认为自己的儿子大了,沾便宜了。其他人会带着兴奋的心情传播这个故事,并当众嘲笑男孩,说他不害羞,这么小就想老婆云云。
  
乡村儿童连识字都成问题(辍学,甚至根本不上学是常见的事情),还谈什么接受科学的生理知识,以及科学的性启蒙教育。最奇怪的是成年农民的心理。他们一方面是传统乡土社会性禁忌的支持者,另一方面,他们又带着隐秘的心态去刺激儿童的性意识(讲色情故事,当众调戏农妇等等)。我推测,一是个人性压抑通过话语传播方式向儿童的转移;二是他们潜意识里的农耕精神的体现——试图通过施肥来促使庄稼快速成熟,也就是用色情笑话来促使儿童性的快速成熟。按照现代人的观念,这是极端不负责任的。但是,按照农民的价值观念,这就太正常了。该成熟的就要成熟,该收割的就要收割,不管是稻子还是人。“施肥”行为,并不能将庄稼成熟的日子提前,只不过是让庄稼长得更肥而已。不管肥的瘦的,到了成熟的季节都要成熟。
  
性意识一旦成熟,“性游戏”时代就提前结束了,最旺盛的身体生长期也提前结束了。伴随着“性游戏”的结束,孩子们就像秋天一株没有完全成熟的稻子,。其标志是,生长的意义被收割的意义所取代,早婚宣告了他们孩提时代的提前结束。此时,无论是泥土还是植物和动物,一切游戏因素都变成了生产因素。从此,他们只能没日没夜地从事与种稻子和生儿子相关的“农耕生产”。在往后的日子里,他们既没有充足的休息时间,也没有足够合理的营养补充,完全是超额耗费积攒了十几年的老本,透支原本不甚健康的身体。在我的老家,十六七岁的少年结婚的比比皆是。昨天还是乳臭未干的少年,转眼变成了儿女成群的父亲。
  
“性游戏”实际上是一种“死亡游戏”,是对现实“唯乐原则”的否定,也是对真正的游戏精神的否定,就像最后一次狂欢。童年时代过早地结束,苍老过早地降临在他们的额头。灰暗的脸色和布满皱纹的眼角上,还隐约能见到一丝稚气。我最害怕回老家见到同龄人。他们就像镜子一样,照见了未来死亡的容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