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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的尴尬

在图书馆或书店找书常碰到这样的趣事:在相关的分类栏目下按图索骥,半天没有踪影,正感无望时,却无意间在隔壁的架子上“得来全不费工夫”。不能全怪管理员,那些书名确实容易给人造成错觉。还有不少书本身就很难准确归类,只能将就着乱塞了。

由此联想到那些文字,就跟这书架似的,那些被其容纳的事物就象一本本书,放在哪个架子上全看个人的理解能力。有些“书”很容易归类,比如“男人”“女人”,谁也不会搞错;但如果要分哪些属于“青年”、哪些属“中年”“老年”,就完全要凭各自的主观判断,为了便于交流,有时就不得不由某个团体出面人为地设个界线,比如以四十为岭,之前的属青年,之后的算中年,六十后归老年,不如此难免一家一个标准。这还是好办的,但如要区分“好人”“坏人”,难度就大得多,即便你定个细目也无济于事,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这时全凭各自的主观臆测和价值癖好,联合国说了也不算。至于“勇士”“智者”“精英”之类词汇覆盖的对象,不仅属主观范畴,而且还有一个很大的模糊度,或者界线重叠,假如不用详细的说明予以层层限定,除非各方已有默契,否则只能各自一套菜谱了。实际情况是,当词汇韩式1.5分彩对象是小范围的具体事物时,大家凭经验和约定俗成,出现歧义的情况还是比较少,覆盖范围越大、概念越抽象、越新,文字就越显得蹩脚、低能,打乱仗、甚至对立双方作完全反向解读的概率越高。

界线的模糊还只是难点之一、事物本身的流动、变异,使得概念内涵的变化跟不上实际状态,以不变应万变的文字更是慢了好几拍,假如运用者本身的意识又未理清,此时作为有限公司的文字就不得不勉为其难、胡乱塞责。这就是为什么到处上演公婆、鸡鸭之争,学术界烽火连天,回头看时,居然多起因于最小儿科的基本概念分歧的缘故。虽然我相信,越是好的图书馆,给图书找准书架的准确率也越高,但再好的图书馆也会出现一些因跨学科而难定归属、只能“强为之名”的书籍。同样,好的码字工给某些现象做概念分架时,也只能做到大致准确。这不仅是基于人脑的有限,也是因为文字本身的先天性残疾。

比如常见一些朋友做排队游戏,分什么“左、右、中、左左、左中、左右、中左、中中、中右、右左、右中、右右”之类,还有各种五花八门的什么什么主义、什么什么派,如果是大致地描述一下某种现象未尝不可,可以让读者大致地了解一下某些社会状态,但如果过于老实,真的当成什么严肃的学术来研究就有些搞笑了。凡是有人的地方少不了有门有派,那是由思想的千差万别而物以类聚的客观法则决定的,各门各派按所占位置有个前后左右也是事实,但论到具体的个人和团体,要想准确找准他或他们所在的方位就不那么容易,其难度决不比鉴定一幅画究竟是宋金还是元明差,草率不得。首先何为左何为右先得定位准确,其次要各方基本达成共识,否则一方把激进当成左,一方又把左理解为守旧,然后举着同样的“左”字帽子互相乱扣,那就只能算幽默。其次,一个人或一个团体其内涵的复杂程度远比一本书高得多,先撇开随着年龄、经历的变化,人的思想会随时发生质变这一层不谈,即便处于成熟期的某位思想者,其实一两篇文章、一两本书籍很难透露他的全部思想,你可以说某篇文章某本书大致属于哪类思潮,但是否可以就此给一个人定性则要慎重。

还有这个“儒”字,作为一个名称,它自然可以大致地概括一类文化,但要论到具体的文化实态、个人时,是否可以归入这个“书架”,则需要仔细甄别。这里的难度恐怕比定“左”“右”之类思想方位更高,首先要确定儒字的来源、流变,对其当代内涵要达成基本共识,也就是首先要强制划定范围,不说“国标”,起码也得是个“界标”,以便大家有个相对参照,否则具体运用时,只怕是同一场地上足篮排球一齐上,永远分不出胜负。问题是谁又有资格来定这个标准呢?所以暂时还只能是七嘴八舌。但即便以后有了个大的框架,哪些具体的书籍、文章、思想、观点、个人、团体可以划归其门下,又是一难,又要艰苦、细致地核对,否则该认的没认,有可能把别人家的孩子倒领了回来。

再如最近热起来的“国学”二字,"架子"上究竟应该放哪些货色,看似简单,实则大有文章。较多的说国学包括了所有中国的传统文化,那么京剧、茶艺、剪纸是否中国传统文化?如是,学也不学?如不学,何以“包括中国所有传统文化”?如学,那要学的就太多了,诸如古建、服饰、中医、烹调、音乐、舞蹈、戏剧、青铜、玉器、陶瓷、竹木金银、琴棋书画……几乎囊括所有在本土出现的大小文化,只不过各类文化前有个限制词——“传统”,那么如何界定“传统”?以何年为界?如划在清末民国,那些“传统中国文化”中哪些是纯粹的中国文化、哪些是当年的外来文化又是问题。如说国学仅指意识形态方面的中国传统文化,那么显然有歧视物质形态的中国传统文化之嫌,而后者同样是中华祖先集体智慧的结晶,象长城、兵马俑、故宫、唐三彩、清明上河图等等堪称惊心动魄的人类文化遗产,与经史子集、唐诗宋词比,哪方面逊色了?除此之外,还可以找出很多条“歪理”,来印证“国学”一词的捉襟见肘。

这正是文字在实际运用时相对于纷繁复杂、边界模糊的客观世界的局限性,除上面所列的各种尴尬外,还存在为了表述的方便和易于阅读,有时人们不得不省略很多说明、解释和限定、修饰词,以此造成的歧义、误读更是普遍现象。如果是古词、译词,那麻烦就更大了,有些在当时当地本来就是多义,时过境迁后,脱离了实际语境,基本只能是各取所韩式1.5分彩投注技巧需了。曾见有人考证屈原是同性恋者,依据不是别的,正是《离骚》等篇中的某些可以多解的汉字,但事实究竟如何呢?只有天知道。文字是人脑的产物,它受制于人脑本身的发育程度。在人类智力有限的前提下,作为人类的精神拐杖,文字本身存在先天的缺陷。要看到这个客观事实,不要过于执迷。作为拐杖,只要能支撑着往前就可以了,有时不必太死抠,太要求一致,理解对方基本的意思、主要的倾向就可以了,那种抓住一点不及其余,鸡蛋里挑骨头的做法,本身就是最大的错。当然也不能整个图书馆乱成一团,把马克思当成小说家,除此之外偶尔有几本书放错架子无碍大局。最后,如果有可能,把书架分得细些,再将一些模棱两可的放在两个架子中间,应该可以减少一些寻找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