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式1.5分彩 > 原创评论 >


“出版重镇”钟叔河 ■肖跃华


图为本文作者(右)与钟叔河先生合影。(本文已收入作者撰写的人物随笔《附庸风雅》,该书即将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钟叔河先生,一位历经坎坷的新闻报人,知命之年转道出版部门,其坚忍不拔的生命张力、自由独立的学术精神、敢为人先的超常胆识、心忧社稷的士人风骨,立即释放出巨大能量。他连打三个组合拳,领改革开放风气之先,令出版界同仁肃然起敬。

如果用读者之众、影响之广、贡献之大来评价当代出版界,钟叔河先生是名副其实的“出版重镇”。先生既是出版人又是读书人和爱书人,他和张元济、王云五、叶圣陶、邹韬奋、巴金等成就卓越的出版大家一样,都是视读书为生命的爱书人,都是学富五车的读书人,他本身就是出版和史学领域的大师级人物。

先生1931年11月出生于湖南平江,幼读诗书,喜作文言笔记。解放初任《新湖南报》编辑,参加工作第二天所写的通讯就受到社长李锐同志的表扬。1957年因宣传民主政治、主张党外办报,与朱正、张志浩、俞润泉先生一道被打成 《湖南日报》“反革命小集团”,开除公职。这年10月,报社“反右办”还出版了十万字的《继续揭发批判钟叔河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1970年,先生又因“污蔑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被判刑十年,下放湖南省第三劳改队(洣江茶场)劳动改造。1979年9月平反出狱后,历任湖南人民出版社编审、岳麓书社总编辑。

这么一位命运多舛、历经坎坷的新闻报人,知命之年转道出版部门,其坚忍不拔的生命张力、自由独立的学术精神、敢为人先的超常胆识、心忧社稷的士人风骨,立即释放出巨大能量。他连打三个组合拳,领改革开放风气之先,令出版界同仁肃然起敬。为此,他荣获第三届韬奋出版奖,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成为享誉出版界的出版大家。

第一个组合拳,“走向世界丛书”。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先生被打成右派后,无需写命题作文,也无需按固定模式思想。他在拉板车、挨批斗、写检讨之余,自由思考着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斯文扫地之际还逛旧书店淘禁书,收集整理资料,于无望中执着希望,当束手时不甘缚手。他前后浏览了三百多种辛亥革命前国人亲历东西洋的游记和笔记,收藏了这方面的书籍二百多种。

先生出狱后本应该回报社上班,可他觉得报纸的宣传鼓动、舆论引导规定动作太多,没有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所以当发小和难友朱正先生推荐他去湖南人民出版社时,他二话没说就愉快应承了。朱先生的慧眼识珠,造就了当代出版界这颗璀璨明珠。

先生刚一上班,就提议编一套“走向世界丛书”,他二十多年的收藏积累派上了用场。当时没有电脑,先生就请人抄稿,然后一字一字校对,一句一句标注,还加旁批、作索引,写平均一万多字的导读,付印前看三两次校样。这最初一月一本的出版速度,先生忙得脚打后脑勺却不亦快哉。

丛书自1980年8月初版至1986年2月结束,共出版三十六种计八百余万字。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接触东西洋文化的这些前驱者,以宽广的视角全面介绍了欧美及日本文化,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引起了宝岛文化界的高度重视,台北百川书局出版了“走向世界丛书”繁体字本。海上著名藏书家黄裳先生赞曰:“他的这一套专题书藏确也显示了独特的识解。多年来我也跑跑书坊,也常常遇到这类书,但不能认识其文献价值,都轻轻放过,箧中不存一册,想想又不能不使我感到惭愧了。”

先生打这个组合拳,其目的就是想“为改革开放打打边鼓而已”,“起到一点帮助打开门窗又防止伤风感冒的作用”。他说:“历史无情亦有情,后人的思想和事业肯定要超越前人,但前人的足迹总可以留作后人借鉴,先行者总是值得纪念的……谨将这套丛书奉献给爱好历史与文化、关心中国和世界的读者,希望它能在中国现代化的事业中,起到一点微薄的作用。”

丛书甫一面世,立即好评如潮,先后荣获中国图书奖、全国首届古籍整理图书丛书奖和湖南省优秀图书特别奖,成为先生出版生涯的扛鼎之作。

乡党李普先生最早主张将导读聚集单独出版。他1981年“8月18晨三时,半夜醒来不复成寐”时,给先生写了四页纸的长信:“我很想鼓动你干这件事,如何?”并表示书可交由新华出版社出版。李先生彼时就任新华社副社长,有条件促成此事。

李一氓先生在不知先生为何许人的情况下,就点名先生进京参加学术会议,多次肯定丛书整理编辑工作的学术价值,两次给先生写信:“这套书这样一弄,真可以传之万世了。你写的那些导言尤有意义。可惜搞改革的,搞近代史的,多没有注意及此,是否再搞些宣传工作?”“每卷内各篇你的前言,集合起来,印为一册,尤便翻览,未审尊意如何?”

钱钟书先生亦为丛书所激赏,主动委托《读书》杂志编辑董秀玉女士约先生谈谈,于是先生1984年元月与钱先生第一次见面,从此结下文字因缘。钱先生建议将叙论结集单行,并表示愿意为之写序。先生回长沙两月后就收到钱先生所写序言,附信道:“弟素不肯为人所序,世所共知,兹特为兄破例,聊示微意。”其序云:“差不多四十年前,我用英语写过关于清末我国引进西洋文学的片段,常涉猎叔河同志所论述的游记、旅游记、漫游日录等等,当时这一类书早是稀罕而不名贵的冷门东西了。我的视野很窄,只局限于文学,远不如他眼光普照,察看欧、美以及日本文化在中国的全面影响;我又心粗气浮,对那一类书,没有像他这样耐心搜罗和虚心研读。”他还手录旧作《山斋凉夜》送给钟先生。

如今,杨绛先生已寿过期颐,她们一家与先生保持了近三十年的书信往来。2011年初夏,先生将杨先生的最近来信给我看,百岁老人的字迹依旧娟秀而流利,只是字里行间有了些许感伤。她信中说:“我十分羡慕你有朱正一般只大你三天的好友,我的朋友都七八十了,百岁老人能有几个呢!你有四个女儿,朱正有三女二子,可惜我只一个女儿,如健在,也有七十了。”杨先生特意提及钱先生作序之事:“他平生主动愿为作序者,唯先生一人耳。”

先生的这些叙论当年都以谷及世(古籍室)、何守中(钟叔河倒念)、金又可(姓名取半)等不同名字发表,如今又纷纷回到先生名下。当时社内舆论“不赞成编辑搭车发表文章”,所以本应由岳麓书社出版《从东方到西方》,作为丛书附册发行,“这样才能起到 ‘宣传’丛书的作用。可是,它却只能在上海出版。学术为天下之公器,这样固然没有什么不好,但在我却不免更增加一分对一氓先生的歉意了”。

这套丛书原计划出一百种,后来先生精力不济,便将所剩藏书转让给岳麓书社,留给他人付梓。先生认为,这些先哲们的笔记很有文献价值,比许多有思想有文才的学人游记更有价值。

2008年初,先生偶巡书市,发现丛书所收的薛福成、张德彝诸人著作被某出版社明目张胆地翻印了,误排失校形成的错字也一字不易地照错。他反躬自省,认为丛书未能及时重印乃翻印者这样做的客观原因,“于是,从书市回来,我就拨通了有关的电话”。2008年10月,岳麓书社修订重版十卷本“走向世界丛书”,售价已从最初单本几元钱涨到全套一千二百元。这跟先生当年“让读者花最少的钱,买最好的书”的出版理念相去甚远,也与他希望再版当年读者喜欢的小本本的初衷背道而驰。但他还是希望这套丛书“能够引起更多读者的兴趣和思考,能够在中国‘走向世界’的过程中起到更好的作用”。

我想肯定会的,先生的第三代开枝散叶,不早已呈现出“走向世界”的局面了吗?

第二个组合拳,《周作人散文全集》。

我藏《知堂序跋》,先生跋之曰:“肖跃华君正编,钟叔河壬辰春前。”这是我1989年执行首都戒严任务间隙,闲逛书店的偶然所获。我一口气读完此书,划了很多横线,根本没有注意编者是谁,哪能想到廿年之后我会成为此书责编家中常客。

先生很早就读周作人先生的作品。1950年暮春,他读到《鲁迅的故家》这本厚书,不禁为作者周遐寿的文章《一幅画》叫好。后来他又读到 《希腊的神与英雄》,译者也叫周遐寿,书里面神的译名,像爱神维纳斯、宙斯、阿波罗这些,都跟以前译本不同。于是,他给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写信,问为什么换译名。出版社将信转给周先生,周先生给出版社回了信,出版社又把信转给先生。就这样,先生知道周遐寿即周作人,也知道了他的地址,于是就给北京新街口八道湾十一号的周启明先生写信。

“……二十余年来,我在这小城市中,不断搜求先生的各种著作,凡是能寻到的,无不用心地读,而且都爱不能释……我一直以为,先生文章的真价值,首先在于他们所反映出来的一种态度,乃是上下数千年来中国读书人最难得有的态度,那就是诚实的态度———对自己、对生活、对艺术、对人生,对自己和别人的国家,对人类的今天和未来,都能够诚实地,冷静地,然而又是积极地去看,去讲,去想,去写。先生对于我们这五千年古国,几十兆人民,芸芸众生,妇人小子,眷念是深沉的,忧愤是强烈的,病根是看得清的,药方也是开得对的……”

此信落款“十一月二十四日”,当写于1963年,周作人日记此年此月此日记载:“上午得吉光二十五日信,钟叔河二十四日信”。先生这个时候拉板车养家糊口,买不起像样的纸笔,只好到街头小店买了一分钱两张的材料纸,一角二分钱一支的毛笔和一小瓶墨汁。周先生很快回信,还赠送先生书法条幅和签名书。“如果没有这封回信,谁会相信在那个蒙昧年代,一个穷困潦倒的三十出头的青年,竟然会与素昧平生、年近八十的知堂老人通过信?谁又能料想到二十年之后我还会编周先生的书呢?”

先生重操旧业后,首先想到的是重新出版周先生著作。韩式1.5分彩投注技巧他与周先生儿子周一丰先生取得联系。一丰先生整理先父遗物时,偶然发现先生寄来的那封信,遂将影印件寄给先生,原信赠送鲁迅博物馆。

周先生在中国学海军,在外国学建筑,于学无所不窥。魏晋六朝,晚明近世,妖术魔教,图腾太步,释典儒经,性的心理,印度日本,希腊罗马,家训论衡,狂言笑话等,无不从人类文化学的宏观,以中外文化比较的方法,来研究中国传统的思想,妙言要道,鞭辟向里。先生慧眼识珠:“在我所读过的这类文章中,周作人可算是写得最好的。”

英雄所见略同。斯诺书面采访鲁迅先生,问了三十六个问题,其中“最好的散文家是谁?”鲁迅先生写了“周作人、林语堂、周树人(鲁迅)、陈独秀、梁启超”。巴金老人接受记者采访时亦说:“周作人的文章写得好……人归人,文章还是好文章。”胡适先生晚年亦感叹:“到现在还值得一看的,只有周作人的东西了。”

于是,先生第一个吃螃蟹,1986年4月出版了建国后第一本署名周作人的新书 《知堂书话》。他于序尾说:“我所明白无误确确实实晓得的,也就只有这两点:第一,周作人‘已死’;第二,‘他读得书多’。至于别的方面,还是留待能够说和愿意说的人去说吧!”这本书一版再版三版,得到了广大读者的偏爱。

《知堂书话》出版后,社里内部反映总编辑不应该亲自编书。可先生一不爱做官,二不爱向上打报告对下作报告,三又缺乏参加没完没了各种会议的精力和兴趣,于是又紧锣密鼓出版了周先生的 《儿童杂事诗笺释》《知堂谈吃》 等,还为陈子善先生出版的《亦报随笔》《知堂集外文》 等作序,仿佛是周氏著作的“总经纪人”。

“人归人,文归文。周作人其人的是非功过是另一问题,其文的主要内容是对传统文化和国民性进行反思,对中西和中日的文化历史作比较研究,今之读者却不妨一读。”先生1984年开始整理印行周氏著作时,曾在北京的报纸上刊登这则广告。后来因为岳麓书社“海选”总编辑,先生未能保住职位,这件事表面上中断了下来。张中行先生“助赢韩式1.5分彩推想人亡政息,继续刊印周作人著作的豪举总不能不放弃。不出所料,以后就不再有周作人著作的新印本寄来……直到见到钟叔河先生,才知道情况并不是水流花谢,而是水已汇成巨流,花将开得更大。”先生毕十一年之功,编成十卷本《周作人文类编》和四卷本《周作人文选》。后又“历时十载始最后改定”十五卷《周作人散文全集》。先生于周氏著作整理出版孜孜矻矻、矻矻孜孜,筚路蓝缕、功德无量矣。

我曾亲见吴小如先生抱病翻看全集,他埋怨说:“书太沉了,拿不起来。”我将此意见报告先生,先生一脸无奈:“出版社如此运作,我也无能为力。”先生曾专门就此撰写文章,称喜欢看桌上展得开,只手拿得起的书,文尾自言自语道:“这点卑微的希望还有没有实现的可能呢?”我看渺茫大于希望,希望亦是渺茫。

先生还珍藏着《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谈龙集》等周先生在解放前出版的全套作品。他说:“我信奉胡适和周作人的自由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是个好东西,但不要强迫别人信仰,不要搞思想上的大一统。解放初期的社会主义改造暴风骤雨,三下五除二就完成了,现在怎么样?还不是要回到老路上去,而且越走越远……”

我记下了先生这段话,但没有附言。第三个组合拳,《曾国藩全集》。

小孤桐轩主藏有清代佚名密奏,想转让与我。密奏从内容和时间推测,当写于太平军久攻长沙不下挥师北上武昌之际,正是江西乡试主考官曾国藩赴任途中接到母亲去世家书,改道回湖南湘乡治丧的时候。密奏所参高官、所议时事、所提对策,非湘籍高官、文章高手莫能为,我初步推断为曾国藩所书。

庚寅正月,我回长沙探亲,呈上此奏请教先生。先生看了看说:“字体有曾氏痕迹,内容有史料价值,比你收藏的信札(曾国藩致沈葆桢)重要多了。”他还说:“早些年前我在南京买到咸丰皇帝朱批的曾国藩奏折,是请安问候之类的,没有什么实际内容,不如你的语关实事,洋洋洒洒三四千字。”

我深以为然,返京后立即付款成交。

先韩式1.5分彩生少读《曾文正公家书》,觉得生动诙谐。弱冠后再读,更觉此人非同寻常,尤其是他教子有方、爱之以其道。

曾氏乃中兴名将,权绾四省,位列三公,拜相封侯,谥称“文正”。他的儿女可是正牌的高干子弟,然而却没有一个纨绔子弟。曾纪泽诗文书画俱佳,自学精通英文,成为清季著名外交家。曾纪鸿不幸英年早逝,然其研究古算学已取得相当成就。曾氏儿辈个个成材,孙辈还出了曾广钧这样的大诗人,曾孙辈又出了曾昭抡这样的大学者、曾宝荪这样的教育家,打破了“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谪仙之才,二世而亡”的周期率。

晚清民国,曾氏著作颇受推崇。新中国成立后,世人对曾氏的评价从“勋高柱石”、“古今完人”一下子沦落到“汉奸刽子手”,二者判若云泥、形同冰火。这些评论,从不同时代要求和不同政治利益出发,各有各的理由,但无论什么领袖人物都不能不承认曾氏个人的学问和能力。毛泽东于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先生信中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而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刘伯承、薄一波等老一辈革命家亦充分肯定曾氏的治军为政之道。蒋介石出任黄埔军校校长,要求学生人手一册《曾文正公家书》。可见曾氏名望之高、影响之大、粉丝之多。

范文澜先生将“汉奸刽子手”这顶帽子扣在曾氏头上,先生认为并不合适。曾氏生于1811年,上距明朝崇祯皇帝吊死煤山已一百六十多年,中国由满人做皇帝已历经顺、康、雍、乾、嘉五世,他爷爷的爷爷早已是清朝臣民。他生活在那个体制内,不为满清卖力为谁卖力?如果硬将满汉统一两百多年后食朝廷俸禄为国家办事的人称为汉奸不可,那么胡林翼、左宗棠自然是汉奸,林则徐、魏源也是汉奸,严复、康有为更是汉奸,连义和拳的大师兄们也只能算是汉奸“志愿军”,这样汉奸也未免太多了。所以,先生为余藏郑孝胥伪满国歌手迹题跋亦持此论:“变幻黄龙五色旗,海藏楼上目低迷。今日同舟原敌国,忠奸判断别华夷。骂郑孝胥是很容易的,我却想从另一角度来看看,成四句呈萧君正之,念楼钟叔河。”他认为郑孝胥有别于吴三桂,曾国藩有别于郑孝胥。

基于这些认识,先生早早提出整理出版《曾国藩大全集》的建议(建议被采纳,但书名最后仍定为《曾国藩全集》)。1982年初,国务院召开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座谈会,特邀北京、上海、湖南三家地方出版社负责人参加。当时先生因“走向世界丛书”已名满天下,举办方拍来电报,指名道姓请先生出席,并声明如本人不来就不要派其他同志。当时冀淑英先生还在北京图书馆工作,先生通过她介绍去那里查资料。图书馆没有曾氏手稿,但有台湾版影印本,先生持此在大会上作了专题发言,引起强烈共鸣。同年8月23日,国务院批准公布1982年至1990年 《古籍整理出版规划》,正式将《曾国藩外集》(辑轶)和影印《曾文正公全集》同时立项。

先生风尘仆仆,快马加鞭。1986年8月出版了 《曾国藩教子书》,一时洛阳纸贵,时隔十六年再版。1989年12月,先生校点重印 《曾国藩家书》,“为了给等不及全集出齐和买不起全集的读者,提供一个比较精简的本子”,此书两个月后再版,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印行了繁体字竖排本。1990年12月,先生出版了 《曾国藩与弟书》,此书多谈治军为政之道,深得国共两党高级将领赏识,时隔十二年再版。1997年8月,先生出版了《曾国藩往来家书全编》三卷,此书最大特色是增加了别人给曾氏的来信,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8月再版时只字未改,书名却换成《钟叔河评点曾国藩家书》,先生甚为不满:“事先不征求作者意见,出版前又不给看书样,乱加‘评点’二字,于我情何以堪!”

曾氏著作一出来有很多人反对,报纸上也有很多批评文章。其中一部分人确实是从信念上反对出曾国藩,这些人大多解放初期进大学,特别是学文科的,都是一个模子里训练出来的,不太愿意接受新生事物。也有一部分是自己单位的人,他们不是反对出曾国藩,这些书他们可能看都没有看过,但反对钟叔河,看他不顺眼,打起架来抄起曾国藩的书就是棍子。还有当时有“老同志”状告湖南出版了“三种人”:周作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丑陋的中国人》,有的书很快被禁止发行,出版社负责人也受到牵连。这其中“两种人”为先生所编,《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还是他提供的1936年版本。

《曾国藩全集》的出版重任,如今落到了唐皓明先生身上,但先生始终关注着这名晚清的风云人物。当曾湘乡(国藩)摇身一变成双峰人,他公开表态反对这种做法,说“这两个字改得很没有文化”。先生告余:“程千帆先生本是宁乡望族,后来突然变成望城人,程先生坚决不认这个籍贯。还有善化县历经元、明、清和民国,有九百多年历史,南下干部一句话就改成望城县,而且望城坡还不归他们管,你说有多么滑稽。”先生认为,地名属于当地居民的公共产权,如果改变所辖权或重新命名,首先得听取当地居民的意见,想改就改的官僚作风只能割断历史,令当地文化无法延伸、逐渐消失,这种野蛮行径的文化“强拆”应该坚决予以制止。

我是举双手赞同先生的意见的。我所熟悉的学者书法家范敬宜先生落款不用苏州用吴郡、赵宝煦先生落款不用杭州用会稽,这就是对乱改地名、割断历史的无声抗议。

“念楼钟寓”乃先生寓所,“念”与“廿”同音,乃二十之意。先生住二十层,户户外貌咸同,特集周作人先生书法刻四字悬于门,以便新知旧雨登门。《念楼集》《念楼学短》等皆先生乔迁新居之作,颇有市场。近些年来,去念楼拜访、采访先生的人越来越多,知道念楼的人也越来越多,这对不爱热闹炒作的先生来说未必是件好事。

念楼楼主是足以令当代某些所谓“国学大师”失色,甚至汗颜的重量级人物。他编的书,他写的文章,他不为世人所左右的独立人格,在当今文化界实属罕见。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清醒睿智的认识,对古今华夏儿女深入骨髓的剖析,以及他深厚的人文学养和苦难的人生经历,都令晚生五体投地、佩服之至。先生所居之念楼,分明是一部浓缩的现代中国政治的风云史、斗争史,分明是一部浓缩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苦难史、奋斗史。【后记】

如果说鄙人主编的《三老吟草》(中华书局2013年1月出版),还对得起百岁老人周退密先生、九十晋二老翁吴小如先生,以及四年前驾鹤西归的何满子先生,那么钟叔河先生就是最大的功臣。当初我不满意他人设计,拿着诗稿赴长沙请教先生,他热情举荐设计人选,反复推敲版式编排,极力主张宣纸线装,书样前后看过两三遍。他对不速之客的不情之请如此满腔热情,其宅心仁厚、古道热肠,《三老吟草》可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