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式1.5分彩 > 原创评论 >


我的文革记事
我的文革记事

(1966年5月16日至1968年12月20日)

前言

我写的文革记事是为了在五十年后的这个日子里,回忆过去的事。我们老了,文革给民族带来的灾难和对个人、家庭造成的痛苦,是不应忘记的。我们当年年少无知,学校和社会的教育不能使我们理解当时文革的现象,可能整个民族对毛泽东发动文革运动也理解得很少很少,他像神一样发出指令时,整个民族跟着走,这是悲韩式1.5分彩剧。这个民族还在沉浸在这种悲剧的场景之中。

(一)

我出生于1951年8月,当时就读于长沙市第十二中学,1966年5月16日,我未满15岁,第一印记是停课了。随后我在两处参加了农村双抢活动,先在省农科院参加双抢,后又随高中同学到长沙县靖港公社参加双抢,8月5日回校。当时,被班上的红二代(不记得是哪一位了)拉入了湖南省最早的红卫兵组织“长沙市红色政权保卫军”。这个组织是清一色的红五类。本人的继父是一位国企的炊事员,平时在填写各种个人资料时,在家庭出身栏目中总是填写着工人二字,所以文革一开始班上的同学就认为我是红五类人员。从1966年8月5日到8月19日发生的三件事我还记忆犹新:

第一件事,参加长沙市第十二中红色政权保卫军(简称长保军)成立大会,在长沙市十二中教师办公楼东北角室内小操场举行,参加的人数在100人左右,当时每人发了长保军的臂章,现场亮出了长沙红色政权保卫军的旗帜,主要的组织者是朱胜利了(这个人是十二中高27班的学生),他发表了成立讲话,记得的主要内容是:这个组织的成立是受到省领导支持的,并发给了活动经费。

第二件事,到湖南省委小礼堂听当时的省委副书记王延春关于5.16通知的解读报告。我们未进入会场,但会议结束后,王延春在礼堂旁的露天电影院接见了十二中长沙红色政权保卫军的全体成员。他讲了什么不记得了,但有一件事我记得很清楚。我们的队伍从学校去湖南省委大院时是抬着裱有毛泽东、刘少奇两位领导人的标准相框前往的。王延春看到后指出,以后不要再抬刘少奇的像,只要抬毛主席的就可以啦。他是对着几位长保军头头讲的,我在旁边听到了。这说明王延春很早就知道毛泽东发动文革是针对刘少奇来的。

第三件事,1966年8月19日这天,十二中长沙红色政权保卫军全体出动,亮出了旗帜,参加保卫在长沙市五一路南边的长沙市委大院内的活动。当时高等院校的学生和中学生对市委内二楼悬挂的毛泽东像发黄提出异议,要求更换。市委当时无人出面接待,红色政权保卫军成员到现场对学生进行隔离和阻拦,有十二中的学生尚家毕背心被扯烂(他是我从小学到中学高我四年的校友,也曾是我家的邻居),由于这次活动是长沙的学生第一次向政权机关提出异议的活动,为此长沙市十二中的学生以8.19这天为纪念,专门成立了”长沙市8.19造反有理军”的红卫兵组织,这个组织的领导人叫胡宜民,也是一位十二中的学生。

(二)

我因继父在单位是炊事员,所以在平时填报家庭出身栏里都写为工人家庭,也就被定为了红五类参加了红色政权保卫军,除参加1966年8月19日为保卫长沙市委学生活动外,还参加了由朱胜利组织的省物资局一次保卫性活动,参加了多次的破四旧抄家活动,其中三次是抄学校旁一条叫桐荫里小巷的住家,其中有一被抄家住户当时说是原国民党高级将领(投诚后为福建军区副司令)陈明仁的家,后来了解是我们一个校友叫陈惠的家。当时的长保军头头李群与其父坐在客厅上谈笑风生。我们这一群小兵在这个破旧院落中翻了一翻,没有找到有价值的东西,就走了。几十年后,我在湖知网认识了一个叫“象子”的网友,真名就是陈惠,后到他家打麻将,谈起了这次抄家事件。

在红色政权保卫军的日子里,还上街到认为有四旧印记的门面进行过标号铲除行动,在老蔡锷北路中段,有个叫“美丽”字样的老标牌,我们一行七人,从消防队借来滑梯上去用铁铲将“美丽”二字铲除。

抄家时,我拿回一把工业用的三角刮刀,当时以为是刺刀,回家后在自家的水龙头下磨光,被相邻的一位叫田为直的邻居看到,举报到父母亲工作单位,于是这个单位的职工到学校贴了一张大字报,指认我不是真正的红五类,我的继父是中农成分,当天我就被取下了红色政权保卫军的臂章(我没有戴过套筒式长保军标志),发了个红外围的红袖标给我,我一天也没有戴过。看来长保军的头头们早就准备好了这一套,他们也知道纯正的红五类是不够要达到人多势众之势的。

还有件事需要提起:在我被清出红五类队伍后,我在长沙市12中的高中部教学楼住过几天。当时学校只有七个高中班,单独在学校西北角有栋二层楼为他们的教学楼,文革开始停课后,这栋楼一部分成为留校学生宿舍,我与他们混住在一起。有一天下午,我看到长保军几位男女将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女士,上着白色短衬衣,下穿士林兰长裤带入学校正面教师办公楼一层西北角(原学校医务室)内。晚上只听到里面发出一阵阵皮带抽打人体的声音和女性在被打后痛苦的哼吟声。第二天一早,有人说:“昨天带来的那个女人被打死了,她是中美合作所的电报员、特务。”这个被打死的女性我不知道姓名,但在湖南知青网有知青了解这个情况。

(三)

我离开长保军后全国已掀起红卫兵大串联的高潮,我也加入到其中。我们十人共用一张介绍信,从长沙老火车站上车,站上人山人海,一上车十人全部被冲散,我们原来是向北京进发,结果爬上了一趟向上海方向的火车。我身上背着别人的书包,直接到了南昌,住南昌航空学校红卫兵接待站,参观了八一纪念馆,随后又上了去上海的火车。在上海住一里弄红卫兵接待站,天气冷了,住宿条件极差,我向里弄红卫兵接待站提出我将北上,身着衣服太少,要求解决,尽管当时我刚满15岁,里弄接待站人员还是尽可能的满足了我的要求。她们找来一件旧的黑色呢子大衣,直到今天我还非常感谢。

我在上海游览了南京路和外滩,参观了我国当时在江南造船厂最大的万吨水压机。随后我北上,火车在徐州被阻,当年苏北是旱灾区,对红卫兵的接待条件较差,接待红卫兵的只有馒头和米汤。接待人员表示,当地的群众连这些都吃不上。

离开徐州,一路向北经过天津、沈阳、鞍山、大连,最后又返回到北京。毛泽东第八次检阅红卫兵时,在西单国家经委大楼段,看到了他与刘少奇等坐着吉普车通过,全体人员一片疯狂。毛泽东接见完后,红卫兵接待站立即安排人员离开北京。从长沙出发外出串联再回到家中,一共耗时42天时间。外出时,我身上只有10元钱,到鞍山后,哥哥给了我10元钱,就是一趟的开支。每到一处红卫兵接待站,我都是用长沙市第十二中学学生证登记的,吃住用了多少钱我不清楚,但在我下乡两年后,我母亲说还收到了学校寄来的缴款通知单,多少钱,我不清楚。后来,中央有人说文化大革命使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我想,光承担红卫兵大串联的费用也就不少,用了多少亿,谁也不清楚。为的是什么?从后来的资料看到,是毛泽东发动年青的学生,利用自己的威望,要对党内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另一个司令部造成压倒式的声势,其方法真是亘古未有的荒唐.

(四)

1966年11月底,我大串联回长沙,学校根本没有复课的现象,社会上的文革运动一浪高过一浪。

长沙红色政权保卫军被中央下令解散了,学校以”8·19红色革命造反有理军”占主导地位,这是个以所谓工人子弟为主的学生组织,还有些零星以班级为主的学生组织,如”二·七革造会”、”红二司红卫兵”等等。我因在家中无人管,又有人联系人参加了湘江风雷长勘院中冶战团。它是以冶金系统勘察职工为主的红卫兵组织。一参加就派出外发传单,发完后回来几位叔叔伯伯自掏腰包,为我们买两个回饼当夜宵。在那时每晚有两个回饼当夜宵吃真象天堂一样的生活,回想起来真是幼稚。

湘江风雷是湖南省跨行业跨地区的全社会群众组织,声势很大,人数很多,复盖面广,到现在我也未明白,在1967年2月被中央宣布为反动组织,中冶战团被抄家,招牌也被取消,头头当时叫邓安生的也被关到牢里去了。

但到1967年7月,由周恩来表态,恢复了组织, 人数亦更多了。

1967年7月26日由长沙冶金勘探公司组织与湘江风雷中冶战团人员参加了抢马坡岭国防军火仓库的行动。第二天湘江风雷总部直属武装连开着卡车,带着武装人员,在中冶勘探公司将抢来的武器装备转运到湘江风雷总部,我头带钢盔,脚刹拖鞋,上着背心,下穿短裤,手拿一把大刀到现场,回想起来象是在开一场武装玩笑。

这时长沙城周边的武装战争时有发生,我看到过当时的银苑电影院为武斗而死的人开追悼会。后来看资料才知道,毛泽东专门对这二.四批示说:今年2月4日,批复取缔“湘江风雷”那个批示,批复是有毛病的。这样说不行,不是有毛病,是错误的,中央委员负主要责任。中央文革、中央碰头会又不开,我又不晓得,林彪同志也不晓得,但我来承担责任。既不请示报告,又不调查研究,人家又没有那么紧迫地要求答复,你就匆匆忙忙批了,大笔一挥可了不得。大祸临头,几十万群众组织,要人家解散。毛泽东还说:“二.四批复”有毛病,人家军区就不服嘛,把军队推到第一线了嘛!若我做军区工作的话,我就不服。总言之怕乱。

可看毛泽东对周恩来在对湖南湘江风雷问题上的处理是很不满意的,这才有湘江风雷被取蒂,而后又恢复的过程。

到八月初,湘江风雷专门成立文攻武卫指挥部,我当时刚满16岁,中冶战团组建了一个武装班共12人,加入到湘江风雷文攻武卫第六直属连,在12人中有十个勘探公司的职工,只有两人是中学生,另一名叫吴昆如,是当时长沙12中高27班学生.每人配给一支半自动步抢,50发子弹,4个木柄手榴弹,发了套兰色工作服。直属六连集中在长沙市河西省艺术学校集训。连长和指挥员都是从47军现役军从中抽调的,我记得连长是广东人,个子不高,但很精神。在集中训练的几十多天里,他的一招一式都表现出职业军人的气派,印象极深。

当时长沙的造反派红卫兵与在湘 潭 的保守派红卫兵有一触即发的开战状态。所以有几次在用餐后都由后勤人员每人另发两个熟鸡蛋,说是晚十点后再吃,如有开战要待后勤补给到后才有食物。我年少,哪里管得了那些,肚子一饿,两个蛋几口也就下了肚,好在那段日子双方并未真正打起来。

集训期间,看到了直属六连的各种武器装备,五花八门.我所在排另两个班人员是长沙市机制砖瓦厂的工人,我班配备的是当时最好的国产半自动步枪,与我们同排有的是苏式五发骑枪,机枪是捷克式。有战争经验的人都知道,战场上的装备不成系统,后勤是很难补给的,这说明当时的状况是一个乱字。

从后来的资料中看到,这个武装队伍是当时中央认可的,同意造反组织在长沙装备30个连。

军训只有几十多天时间,中央军委的9.5交枪命令下来了。

大概是1967年9月6日那天,47军长黎源坐辆212北京吉普车到省艺校礼堂宣讲中央交枪命令,我在外围值班,从会场里的人员一出来就大喊“要交枪了,没有枪玩了。”在岳麓山顶上放的警卫哨将机枪中的子弹全部向空中发射。

第二天,解放军一个武装连,全付武装开到艺校操场中,整齐的坐在草上听首长训话,士兵装备的是苏式骑枪,也就是二战和朝鲜战场士兵用的制式装备,这种枪明显是落后了的装备,我问:“你们怎么是这种装备。”士兵回答我说:“他们原来也是配备自动步枪,从越南撤回后,自动步枪交给了越南军队。”可见为了支持越南,我国的军队付出了极大代价。

第三天解放军入场收枪,但遭到了部分直属六连人员的抵制,他们一边流着眼泪,一边在操场上架起一台苏式重机枪,并装上子弹,扬言谁要来收他的枪,他就还击。解放军当日退出了艺校。

第四天,解放军原班人马,每人在自带枪支上插支红花到现场,并敲锣打鼓,在操场上架起有“交枪光荣”等标语,设立了收枪登记台,我们持有枪支都成建制上交了。

中间有个细节,省艺术学校与省体育学校是在一个大院内,要交枪的那几天,省体校的学生也带着自有的枪支来了,其中有位胖胖的体校学员,拥有一支较新的德造二号自动驳壳枪,配有几十发子弹。他说“我愿拿这把枪与谁换台小汽车玩玩。”现在想起来,人们爱枪,看重枪,都是共通的。枪对于求稳定和生存的人来说极为重要.但是拥有什么样的用枪指导思想却更为重要。

(五)

长沙有名的惨案发生在1967年6月份,工联、高司分成两大派,当时长沙城由湘江分为河东、河西两大城市块。河东为商业、行政区、工业区,河西为大专院校区。长沙高等学校委员会司令部在长沙河东城有几处联络点,最有影响力的地点在五一路上的原中苏友好馆(现改为长沙市口腔科医院)。

两派分裂后,工联、湘江风雷派视这个联络宣传点为眼中钉,对它们进行了几天的围攻,长沙城的武斗由此拉开序幕,日趋白热化。在工联派人员对这个联络宣传站几天的围攻后,武斗、野蛮的行为发生了。我因年少胆大,几次底近到现场观看过,在外的用石块、瓦片投向楼内,楼内人员不多,用弹弓、石块进行了回击。相持了几天后,高司联络站人员撤走,这时有高司人员从正面冲出后被另一派人员乱棍打死,被打死的人员中有位姓孙的年轻人,后来一查,是位曙光电子厂的青年工人,18岁。他是我小学同班同学的哥哥,他母亲是我小学的数学老师。这位孙同学在校时因爬树被摔成脑残,哥哥在这次惨案中被打死,真是人间的惨剧在这个家庭重复着上演啊!

就是经过1967年6月6日惨案后,长沙市文革各派才拥有各种枪支。毛泽东还发表过“中国人很喜欢打仗吗!拿了枪没事也要对空放几枪”的言论。完全不把社会正常秩序和拥枪人对人们生活的危害放在眼里。当老百姓把他当神在供的时候,他却在戏弄着这些百姓。

我在1967年参加湘江风雷中冶战团拥枪期间,还发生过一件事让我记忆深刻。

中冶战团在湘江风雷组织活动恢复后,有段时间在湖南省冶金局办公,省冶金局位于长沙市城南的书院路上,办公地点在四楼。当时湘潭锰矿有批人因武斗被赶出矿区逃到长沙,中冶战团安排他们在四楼几间大办公室休息。我与几位年青人站岗、警卫。岗位上配了一个驳壳枪。在我值岗时,因紧张无经验,将子弹上了堂,但上了保险。等另外有人来时,我因饿了外出吃饭,将枪交给了一位叫吴恒如的年青人就走了。等我吃完回来,看到现场人员混乱一片,一问才得知,接收我枪支的吴恒如,将枪从套内拿出来玩,打开了保险,对着另一个姓曹的年青人,他以为是空枪,但曹青年对他说“莫把枪对哒人罗”吴将枪对着地板上扣了一下,嘣的一声巨响,将室内休息的湘锰人员全部惊醒,他们以为是另一派的人打杀进来了,顿时乱成一锅粥。好险啊!幸亏这次走火没有伤到人,不然我一辈子都将内疚。这也说明,在平时持枪者没有经过训练,随意持枪极易出事故。后来我参加湘江风雷文攻武卫武装受军训时,47军的教官一上操场第一个训练科目就是验枪。我非常理解,做得也很认真。我知道一个军事教官在训练一群持有枪支新手,他时时是有危险。

(六)

文革从1966年5月16日正式开始,也是中学生停课的日子,到1967年底有一年多了,当时我多么希望到学校能复课啊!

那天往学校一走就遇到了与我有同样想法的一帮年青人。文革停课后,学生都打乱了原以班级为组织的活动,而是按在社会参加了一年多活动后,根据各自的经验和观点再来组合。我一回校立马参加了长沙市中学生造反派红卫兵,简称“红造会”。头头是几位学校高年级的学生,有王覆道、张凌江、文应武等。他们的给人的印象是温和、彬彬有礼,还有几位是我们初中生,黄可、方五一等。原同班同学一位都没有。因我是独子,在家也不是很听话,文革一开始我总是往外跑,到处玩了一年多,好像人很快就长大了不少,懂得了一点点看听政治风象方法。比如,最新指示一出,就能猜到要整哪些人了,因为每次运动都有人被整。在父母的单位上,居民宿舍里,今天听到谁被整,明天又看到有熟悉的叔叔跳楼自杀了。幼小的心灵总是在被冲击着,内心总在问为什么?为什么?但没有一个人当面提出过阶级斗争要天天搞吗?文革运动应是这样盛行吗?

给人最深刻的印象是:农民还在种地,他们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劳作。

在长沙十二中红造会的日子里,并未象66年文革发动初期那样天天写大字报,天天发传单.只是整天在一起讨论着各种现象,反思着应该怎么办?1968年的3月30日,江青发了一个什么指示,红造会将内容印了些传单,我们十来个初中生,爬货车到株洲去散发。一出车站,就被株洲火车站的军管人员给扣留了,在审问了两个多小时后才将我们放行。我们一下子就感受到了制度规矩的利害。因为在之前,我曾多次爬车外出串联,去过广州两趟、北京一趟、武汉一趟,都未买过车票,总是能坐客车就坐客车,不行就爬货车。爬过运煤的车、运牛的车、运农副产品到广州香港的车。真是天不怕地不怕,还学铁道游击队中的刘洪从车上往下跳,车起动后再往上爬等动作,苦头也吃了不少。

记得1967年11月份,天气已经冷了,由方五一(方释之之子),不知从哪里搞到了张铁路职工的四人通行票,并备了四个人的各种铁路职工证件。方五一在北京有个亲属,他想去看看;吴恒如哥哥在清华大学读书,还未分配,也想去会会;我是飞天蜈蚣,总想着四处转转,多看看世界;还有一位叫颜达民(后称为颜式节能专家颜梦秋之子)的同往。从长沙出发到北京非常顺利,几次检票都没问题。到北京后,先住清华大学学生宿舍,过了几天学生生活。大学食堂伙食很差,基本没有米饭,只有半面粉半玉米粉的馒头、稀饭和大头盐菜,后又到颜达民的一位亲属家,是位军队现役干部,我们到他家吃过一顿饭,这才让我们尝到了北京平民家的口味,一锅小米粥,不放糖,每人两个馒头,菜是只有水炖干盐菜,回想起来叫人掉泪。他家还有位读小学的女孩,与我们一起也吃得津津有味。颜家的这位亲属是北京卫戊区的一位正团级参谋,中国军人那时的生活之苦真是可见一斑了。

从北京回长,一进北京站就遇到了麻烦,改签时北京车站窗口一下就认出我们的车票有问题,立即将我们的车票和伪铁路职工证件全部没收,并将我们四人带到车站询问室,从头训到尾,从外到里都查了一遍,将每人身上的几块钱都拿走,并将我们赶出车站。我们一行人只好从丰台货站爬货车回长沙。一路上,到一站被赶一站,石家庄、郑州、武昌、城陵矶,都被赶下来,到长助赢韩式1.5分彩沙时已是身心疲惫。这才下决心不再爬火车外出串联了。

后记

我想,各人可根据自己的经历和角度再回首来反映这个大事件,经过与朋友们一起简单的整理,认为有多个方面可切入探讨:

1、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原因

2、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社会土壤

3、文革的前奏

4、文革中的恶行、恶人

5、21种人在文革中受到的迫害

6、文革中那些有思想者及他们的状况

7、红卫兵现象的探究

8、文革中的红二代

9、文革中造反头头们的作为和思想

10、毛泽东发动文革与老百姓参加文革的区别

11、文革与上山下乡运动

12、文革造成的恶果

列出这些方面并不完整,了解、理清这场运动须要全民族的觉醒和思考,在近年社会状况中表现出这个运动有重复出现的可能。如薄熙来在重庆的唱红运动就是在重演这种剧幕。在全民族未找到一条正确的社会发展方向时,谁也不可能确定文革这场混乱的悲剧在大陆大地上不会重演!

2016.3.18.易勇



这是我在1967年5月与长沙市第十二中”二.七”革造会成员爬火车到广州留下的文革其间唯一照片.后排左为本人.